冉氏土官土司移民与酉阳民族关系

酉阳土司从冉守忠于宋建炎三年(1129年)因军功封军民宣慰使,并加封安燕侯后,世代世袭,执掌酉阳.冉氏土官、土司一脉并非当地土著,而是由中原迁至夔万,再军事移民至酉阳,其族属亦非现今之土家族,实为南迁汉人.冉氏土官土司在执掌酉阳期间,与境内大姓家族的纷争、参与"赶苗拓业"、应征调课贡赋、兴学等,使酉阳的民族关系在纷乱离合中入历史的印痕.     

酉阳民歌

<正>酉阳民歌流传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据史料记载,酉阳民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己开始萌芽,至今己有2000多年的历史。酉阳民歌优美流畅,曲调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小调、劳动号子、山歌三大类。歌词的创作多采取比喻、夸张等手法,充分展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认识。酉阳民歌歌手多为普通民众,演唱活动风格多样,民歌形式多有创新。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酉阳民歌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乾隆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的文本差异及其成因

乾隆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对大、小金川土司的地面与人口,有"地不逾千余里,人不满三万户"与"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两种叙述传统,但二者与实际情况都不相符。前者可能是故意夸大,尤其是对两金川土司的人口夸张过甚,后者相对较为接近清朝官方对两金川土司的认识。     

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相关史料记载异同探微——以《历代稽勋录》为中心

《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系统记载五代以来,湖南永顺彭氏历任土官、土司生平事迹与功勋的私家著述。书中对元末明初永顺土司归附明廷时间和经过的记载,与《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存在差异。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史籍记载之间的差异展开研究,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差异背后潜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认为,《历代稽勋录》有关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的记载是真实的,进而证实了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此书记载的真实可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元明之际某些特定历史进程的真实经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与解读各种官私文本史料,揭示同一史事记载互有差异的成因。     

教育自觉:以《诗经》之耳倾听土家山歌

山歌是否可以识别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教育的手关键在于确认其是否拥有明确的教育自觉意识.援用<论语>中孔子评价<诗经>时使用的"兴、观、群、怨"与"多识"的标准,对重庆酉阳土家山歌六大类中存在的教育自觉进行了认定,从而明确了作为社会教育重要手段的土家山歌的身份.     

浅谈清末民初广西弹压制度

广西土司制度,经过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冲击,土司势力每况愈下,到了光绪末年,全省就只剩下43个土州、县、司了。为了把这个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革新改造,消除土属地区人民对土官的不满,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光绪帝采纳了广西巡抚张鸣歧的建议:停止土官承袭,暂由汉员弹压;选送土官子弟进校读书,学成择优承袭。由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一办法不仅延缓不了土司制度的寿命,相反,它却象一副催化剂,加速了它的死亡进程,使土属人民提前卸下了土司强加的重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研究弹压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对土司制度末期腐朽性的了解,和改土归流必然性的认识。     

论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之关系

明朝时期,由于朝廷对西南的控制力有限,对贵州各地的管理比较松散,水西彝族土司和周边的同族土司、播州土司、水东土司获得机会进行政治地位的角逐和资源的竞争。在旷日持久的竞争中,明王朝对土司进行了调控与整合,水西土司虽然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广阔的生存空间,但终因其历史局限性难逃衰落的命运。     

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社会变迁与“汉人”土司的历史书写——以九姓长官司为例的考察

九姓长官司是位于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的"汉人"土司,设置于洪武五年(1372),由长官任氏世袭。有明一代,除《大明一统志》《四川总志》等史书中对九姓司历史、建制的零星记载外,任氏自身并未留下关于九姓司历史的文字记载。自清乾隆年间任氏篡修《九姓司志》始,关于九姓司历史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在方志中,任氏不仅书写了九姓族群的祖源历史,更是直接否认了自明代以来史书所载任氏的"土人"身份。但直至民国时期,任氏的身份仍然未能得到时人的一致认同。本文通过《九姓司志》《九姓志略》《泸州九姓乡志》三部地方志,对九姓历史与任氏族属进行考证,并通过社会变迁与任氏历史书写的动态考察,揭示出历史书写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土家族摆手舞

<正>土家族摆手舞(酉阳摆手舞)主要流传于重庆市酉阳县土家族人民中,是一种以摆手为基本特征的祭祀性舞蹈。土家族摆手舞(酉阳摆手舞)以祈求幸福吉祥为主题,是土家族人用以酬报先祖的重要形式,是一个庞大的艺术载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酉阳司权力赋值绩效研究

在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中,中央王朝对每一个土司都有一定的权力赋值,这种权力赋值既是各地土司的一种"权力边界",又是各地土司管理辖地民众的权力来源.各地土司就通过这种权力赋值,临政治民,彰显其权力赋值的"绩效".关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权力赋值绩效问题,目前学界少有研究.故这里仅以酉阳司为例,探究其相关的权力赋值及其绩效问题,以期深化对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探究.     

罪孽滋生的恐怖——对《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哥特式解读

《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是霍桑继《红字》后于1851年发表的又一部罗曼司作品,是一部将历史、哥特、罗曼司融合在一起的成功的尝试。本文从《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祖辈留下的历史罪孽入手,探讨霍桑是如何用哥特式创作手法来绘制美国历史中的罪恶的。     

《酉阳杂俎》词语补释与方校本补校

晚唐笔记《酉阳杂俎》中"合欢"、"过恶"、"信宿、经宿"、"伤折"、"赞叹"、"别人"、"极色"、"暴发"、"呵辟"等语词考释并未完全解决。考释这些词语可补《汉语大词典》词条失收、义项漏收、书证较晚等不足。另外,方南生先生对《酉阳杂俎》一书的校勘、考证贡献巨大。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书中还有未尽美之处需进行补校。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     

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研究

从民间记忆的角度,探讨永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口传、文字、习俗三种形式和山水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四方面的内容,以及延续性、整合性的特点和在涵化族群认同意识、积淀民族和谐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从中挖掘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文化价值,即它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价值,又具有彰显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