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汉字识别粗分类方法的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汉字结构关系的手写汉字识到粗分类的新方法。该方法以抽取手写汉字基本笔划为基础，利用汉字的结构特征进行粗分类。它不仅算法简单、分类速度快、分类能力强、分类稳定、可靠，而且在分类的同时又能把组成汉字的部件及其笔划随之而分离出来，为用句法结构方法识别手写汉字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成功地用于在ＰＣ／ＡＴ机上实现的成页手写体（楷书）汉字识别系统中，效果满意。     

日语假名-汉字的函数特征提取识别技术

为了简化日语中假名与汉字识别的计算，文章在分析手写体假名-汉字识别中归一化方法和弹性网络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笔画密度的弹性网格构造方法，并应用于手写体假名-汉字的特征提取．该方法既兼顾了笔画密度对不同书写风格笔画不规则变形的适应能力，避免了进行非线性归一化产生笔画粗细不均匀，使计算量减少。     

特征融合用于手写体汉字识别研究

分析了手写汉字特征的提取方法,提取具有一定互补性的轮廓方向特征和方向距离分布特征,并进行K-L变换降维处理,用多特征合成一个区分能力更强的新特征。讨论了RBF网络分类器特性,结合特征融合方法和模块RBF神经网络结构有机地构建一个小类别手写体汉字识别系统。实验表明,该系统可行和有效。     

从撇与横的交接看近代汉字书写面貌与规则

现代汉字的笔顺规则中,左边的长撇与横(横钩)的相交或相接,都是先写上面的横(横钩),再次书写左边写撇。然而通过我们对有唐以来此类汉字书写的实际梳理,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近代汉字书写中,左撇与上横(横钩)的交接,均是先左撇,次上横(横钩),几乎没有例外。文章列举了"右、成、戌"等例字,将其从唐代介绍到民国,材料涉及手写文书,字帖,字典以及习字书等,旨在较为全面的介绍此类汉字在近代的书写面貌,总结和概括出其笔顺特点,和现代汉字笔顺规则做一对比说明,也为现代汉字书写规则的调整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种脱机手写体汉字识别的容错编码方法研究

手写体汉字识别是字符识别领域中的难点。为了使机器识别汉字适应于手写体汉字的变形等因素,基于人类认识汉字的容错机理,提出了一种用于机器识字的汉字容错编码方法,以提高手写体汉字识别率。该编码方法首先对横竖撇捺笔划形态给出了模糊化表示;然后定义了仿人拆字的字元集,并给出了易混淆笔划字元的多归类容错编码;接着给出了笔划字元的顺序判断规则和归结了36类简单常用字的部首子结构,并给出冗余的容错编码;进而建立了仿人构字的汉字编码规则和具有容错性的多模板字典,并对《新华字典》中收录的10000余个单字汉字进行了标准编码,重码率为0.48%;最后对HCCORG和NKIM手写体汉字库中的100个手写体汉字进行了仿真识别,识别正确率为96%。试验结果表明,这种编码方法可生成多模板字典,不仅对手写体汉字变形具有较好的容错性,且重码率和误识率较低。     

信息时代汉字与人的关系问题刍论

信息化时代,汉字迎来了自产生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字形呈现方式由一笔一画的手写,转变为整字呈现的键盘输入;书写工具由笔变为键盘;书写载体由纸变为数字终端。这些质的变化,必将影响汉字与人的关系,汉字字形将趋于更加稳定,人的书写能力将明显弱化,汉字规范将由字形规范转向词语规范并主要针对信息处理的需要,汉字与汉语拼音的关系更为紧密。     

关于限制性手写体汉字预处理探索

就限制性手写体汉字的预处理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对通过摄像机摄入的限制性手写体汉字提出了一种预处理方法，对汉字采用了位置正规化、大小正规化、平滑处理、细化处理的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预处理的汉字，使汉字识别率大大的提高     

正体与俗体三题

一,正体与俗体是就字体而言的。＂正体＂指共时汉字中书写严谨规范的字体,而＂俗体＂则指书写随意草率的字体。正体与俗体,是汉字与生俱来的两种共时并存形式。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二,正体与俗体的关系,只是字体的不同,而不是不同的字。汉代以来的草书,在《康熙字典》等字书中并不收入,但并不妨碍民间的日常运用。然而,把它们的关系作为繁简字关系,如＂頭-头＂,＂》-为＂,其关系不再是书体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字形了,这反而妨碍了人们的书写,也造成了字形的混乱。三,在计算机时代,社会对于汉字特性的基本要求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明显的一点,就是对于汉字书写笔画数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了,而更加关注字形结构的规律性和阅读的分辨率。现在,汉字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由计算机输入代替了手写,屏幕阅读代替了书本,汉字的应用,一方面要求书写或输入的快捷,另一方面要求阅读的方便,作为大前提,首先还要求降低汉字教学的难度。从这些方面来看,繁体字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一次自我更新的旅程

<正>从楷书确立以来的1600多年漫长岁月里,繁体楷书一直作为汉字的正统,在国家科举、政府公文、出版印刷等正式场合占据绝对地位;与之同时存在的便于手写的简体字则被认作是俗字,     

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

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文明的本土化及其传承载体——中国阿拉伯字母体系汉语拼音"小经"文字历史演变考论

“小经”文字是一种阿拉伯字母体系拼音文字,它与穆斯林在华所使用的文字包括唐宋时期阿拉伯文、元明时期波斯文有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为“小经”文字的出现造就了重要的语言文字背景,同时元末明初移入中原的穆斯林已本土化并学习和使用汉语,但未掌握汉文字,这也为该文字的出现创造了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小经”文字于元末明初产生了,并在碑文、回回药方、“来文”等“小经”文献中有所反映。“小经”文字的产生对穆斯林文明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碛砂藏》随函音义与汉文佛经校勘

《碛砂藏》是现今流传较广的宋元刊刻佛经,其随函音义作为附于佛经函末或卷末的一种音义形式,不仅对佛经中的字词进行注音、释义,还分辨佛经异文,可借以考察佛经在传刻过程中因版本众多、异文数量庞大而产生的讹误字,判定其异文、解释致误原因并提供异文材料,对校读《大正藏》和汉文佛经的校勘整理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发展、互涵与转化——宋明理学范畴与美学范畴关系之探究

宋明时期的美学思潮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其中的美学范畴、范畴群及其内在关系,美学命题及其判断与推理也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后来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内容极其丰富的美学范畴的形成、建构与发展都受到宋明理学的重大影响,因此,探究宋明时期美学范畴与理学范畴之间的深层次关联,理清其中的逻辑脉络,对于深化宋明理学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

纵观北宋后期到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之内在关系 ,三者经历了三个互动阶段 :1 宋元时期戏剧“小说”化 ,改变了自身的内容、性质、体制而真正成熟。 2 明代长篇小说“戏剧”化 ,小说由叙事为主变为写人为主 ,由记事为主变为记言为主 ;又吸纳了戏曲宾白的经验 ,使用方言。 3 明末清初 ,小说戏剧“诗”化 ,《红楼梦》用诗歌创造意境 ,结构小说 ,塑造人物。小说戏剧诗歌互动 ,使三者完美融合 :小说有诗之意境、节奏、韵律和戏剧般人物 ;戏剧有了曲折情节和诗的意境 ,诗歌可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宋明以降,建本图书广泛传播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欧各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我国宋以来古籍图书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刻书业,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明清优戏的弄孔侮圣与正典禁戏

唐宋以降,弄孔侮圣优戏多有敷演,明清以后优戏弄孔则广涉多种重大社会问题.因其牵动诸多敏感神经,屡为官方挟制、禁绝.明清弄孔优戏的禁与演,是戏剧文化与社会政治渗透消长的一种缩影,反映出戏剧活动与时代文化对峙与渗透的关系,我们应还其戏剧史生成活态基因的历史定位.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