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倡导的扶助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的、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中韩道教交流方式与特点研究

中韩道教交流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交流方式。官方交流通常夹杂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民间交流则是纯粹的宗教文化互动。就现存文献记录来看,中韩道教交流以官方交流为主,民间交流为辅,但实际上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在两国之间的道教交流中,道教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中国单向输入韩国,基本上没有出现从韩国回流中国的情况。道教传入韩国后虽未能发展成制度化宗教,却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韩双边关系的干扰因素与化解方策

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的交流合作在各领域均取得了积极而显著的成效。但近年来,朝韩军事对峙,韩国部署“萨德”,韩国民意基础受到破坏,特别是韩国新政府的对华策略,导致中韩关系呈现紧张态势,双方建立已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临挑战。面对复杂的朝鲜半岛局势,中韩双方需克服“文化争端”,筑牢“民意基础”;加强有关各方沟通,助推半岛和平稳定;制定有效应对方案,消除影响中韩关系的负面因素。     

交流·沟通:全球化时代的中韩关系--纪念中韩建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初,青岛大学法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与中国韩鲜史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交流·沟通:全球化时代的中韩关系--纪念中韩建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韩两国80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收到40余篇论文.     

试论汉字在韩国语言生活中的变迁——兼议“韩文专用论”与“国汉混用论”之争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刻,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韩经贸和文化往来更加密切。韩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大量使用汉字词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汉字在短期内不可能退出韩国的语言文字舞台。韩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是＂用＂或＂不用＂汉字的问题,而是要在坚持本国语言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以平和的心态积极吸收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字的精华,丰富韩国语的词汇和表现力,更好地服务于韩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中韩人文交流的需求。     

中韩经济关系20年回顾与展望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已互为对方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本文从贸易、直接投资和人员交流合作角度分析了过去20年来中韩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果。展望未来,中韩之间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在增强政治互信、推进民间双向交流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促进中韩FTA早日签署将为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提供新动力。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地缘文化因素探析——中韩关系视角下的考量

地缘文化是影响区域认同的重要因素。它作为构成综合国力的一种因素,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地缘文化,在韩国有几千年的影响,以此为突破口,加强中韩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是发展更深层次合作关系的必由之路。本文希望在中韩关系的视角下,通过探讨中国地缘文化在韩国的延异,分析中韩文化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对我国制定对韩外交战略、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探析

韩国医疗保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和社会环境大变化下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个阶段,这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韩国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体性、事大主义倾向、儒教文化、家族主义、政治社会意识等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促进了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受事大主义倾向的影响,韩国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造成了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注意汲取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行相关政策。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中韩人文交流为东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近代中韩人文交流以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体现着互动与认同的发展原则、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共享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近现代中韩人文交流通过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建立“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交流关系，具体体现为互为主体与共创未来、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共享资源与深度合作等。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韩人文交流经历了冷战时代的断裂和后冷战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韩人文交流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明确新目标，坚持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构建新体制，积极服务于中韩命运共同体乃至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刍议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

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40到90年代,曾因为历史原因而受到阻碍,但中韩建交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了改善。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等方面来对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作一简要探析。     

欧洲一体化中的“超国家治理”如何可能——以国家民族主义为视角

国家民族主义是以国家为载体,代表或体现、维护国家利益为至高原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相连,以实利为基础,以国家为载体,具有外倾性和排外性,体现并维护族群利益与扩大利益而表现出扩张与侵略的矛盾特征。欧洲各国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实践正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对欧洲彻底衰落的反思,导致了欧洲区域政治上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超越,即超国家治理。首先,超国家治理是建立在具有普世性的自由和民主之上的,以生命个体之自存与延续得到普遍尊重为基本内涵,族群的血缘、地域、文化同质性认同理念被扬弃;其次民族国家的固守族群个体实利模式被打破,创建起具有普适性的利益协调机构来实现生命个体的实利追求。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实践说明,人类社会在政治上超越民族国家之藩篱是可能的,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机构设置来实现。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当今民族主义的几个问题

民族主义是民族形成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它源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其实质是民族或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其功能效应有正负之区分,其发展趋势将逐渐减弱.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争取政治权利的政治民族主义、强调经济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维护本民族物质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三类.进攻型和防守型是区别民族主义性质的首要的、直接的、现实的标准.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是民族自尊与民族平等.     

论20世纪的世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１５ 、１６ 世纪起源于欧洲的一种历史潮流,在构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起了重要作用。进入２０ 世纪,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发生了嬗变,沿循着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２０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变化的轮廓和线索,以及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政治功能。民族主义是一面不倒的旗帜,透过它的政治功能可以看到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论闻一多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与特征

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反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 ,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是其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最有效的场景 ,是其民族主义张扬的核心内容。这种民族主义思想 ,一方面因缺乏历史批判意识而无补于本土文化的良性循环与新生 ;但另一方面 ,它因致力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而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与意义。到 194 0年代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完成了由早期的以民族传统反抗西方现代文化向以西方现代文化透视、批判民族传统的转换 ,这种转换记录了特立独行的诗人痛苦的情感历程与思想探寻的真实轨迹。     

民族主义与乔治·宰丹的历史创作

乔治.宰丹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时期的历史小说家,对后人创作影响颇大。宰丹的历史小说主要是从以下两大方面出发认识和描述民族历史:一、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复古情结;二、民族主义修辞——女性形象的寓意。     

彭树智教授与现代民族主义研究

彭树智先生对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亚非拉地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斗争,亚非地区建立与巩固民族独立国家相关的政治思想,亚非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彭先生对现代亚非拉民族主义政治斗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现代化改革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类型分析,从而揭示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多样化的历史景象,取得了在民族主义运动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切实推进新时期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当前我国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对策为：健全完善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体系;加强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人员和经费保障;切实加大对民族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切实加强民族院校学生党团工作和学生社团工作.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