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环境下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并未深入揭示管理者关系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环境的调节作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管理者关系、企业绩效及其所处环境的研究框架,探讨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竞争强度和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以206家中国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16.0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只对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商业关系对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竞争强度对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政治关系与财务绩效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法制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可以利用管理者关系促进企业绩效,特别是财务绩效,但要注意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基于风险视角的董事会相对权力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

利用2004~2012年928家深沪上市公司9年8 352个年度样本的大样本面板数据,从董事会治理风险的角度,验证了董事会相对管理层权力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不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调节作用时,董事会相对权力同产品市场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股权集中度和控股股东性质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相对权力与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之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企业资源、所有权性质与国际化程度——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探讨企业资源、所有权性质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资源对国际化程度有影响,并且知识资源比物质资源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持久。具体而言,财务资源对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营销资源对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组织冗余与国际化程度呈U型关系。最后,基于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并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对于企业资源与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假说,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偏好国际化战略,企业资源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更显著。     

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分企业性质,实证检验了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所选择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的投资规模负相关,但是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管理者的财经类工作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学历和教育专业对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企业产权制度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和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拔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共同依赖与中国企业并购的倒U形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负二项式回归方法,从动机-机会视角整合不确定性逻辑和嵌入逻辑,理论剖析共同依赖与并购的倒U形关系,并利用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企业并购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共同依赖与中国国内、跨国并购存在显著关系,增强并延伸了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范围和应用领域;共同依赖与中国国内并购存在倒U形关系,与跨国并购存在线性关系;权力不平衡与经验学习对上述倒U形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了资源依赖理论的边界条件。     

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影响关系

突破式创新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的未来收益，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引擎。作为一种资源密集型活动，突破式创新需要大量营销资源作为保障，有学者证实了营销资源能促进突破式创新，也有学者却发现具有很强营销资源的企业倾向于回避突破式创新。针对营销资源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已有研究尚没有得到统一结论，需要进一步梳理两者关系。 以注意力基础观为视角，探讨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企业社会认知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天津的制造企业进行调研，获得231份有效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均具有负向影响；愿景领导和柔性组织弱化声誉资源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远程搜索对声誉资源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愿景领导和远程搜索弱化了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柔性组织对关系资源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明晰了营销资源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拓展了营销资源在注意力基础观中的应用，为突破式创新研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注意力基础观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一些拥有优质资源的企业具备较强的突破式创新能力，而另一些企业却不具备，从社会过程视角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20年上市企业样本,使用Python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数,分析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战略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强度与所有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和冗余资源有关,即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比在国有企业更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冗余资源多的企业更强;进一步比较上述变量调节作用的强度,发现冗余资源的调节强度明显高于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3)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程度促进企业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

本文在将家族权力界定为家族法定权力与家族专家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所有权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网络中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家族所有权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家族专家权力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受到网络性质的影响,在家族企业人际关系网络中,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和开放度的影响较大,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的影响较小。     

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重底线的调节效应

基于三重底线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探究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选取2010—2020年我国789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企业三重底线中的社会和环境底线,均对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企业经济底线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企业经济底线,在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无显著的调节效应;企业社会和环境底线,分别负向调节了董事长和CEO任期交错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的动态关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

期望落差导致决策者倾向于冒险创新还是规避风险, 这仍旧是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创新是决策者的冒险动机与冒险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且这种作用还将受到企业内部冗余资源以及外部竞争威胁的制约.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 主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期望落差所引致的冒险动机与可感知冒险能力的动态变化, 最终导致了企业决策者随着企业期望落差的递增而提升创新投入, 但拐点之后其冒险创新的动力则逐渐减弱;组织冗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即充足的冗余资源提高了落差状态下的企业创新投入;竞争威胁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即企业面临的竞争威胁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降低它在期望落差状态下的创新投入;最后, 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还显著地影响到企业创新投入的曲率及斜率的动态变化.     

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时,多停留在代理成本视角和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视角,沿袭的是现金流量分析思路,忽视了控制权因素的影响。该文基于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结合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检验发现,会计盈余质量的提升可以明显缓解管理者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提高投资效率,但管理者权力的存在会弱化会计盈余质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根据市场化进程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管理者权力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样本组表现得更显著,说明了制度环境对管理者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企业在重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优化投资决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管理者权力的影响,应通过合理配置企业的权力结构,以提高投资效率。     

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以我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角度,对晋升如何影响过度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晋升对过度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均呈倒U型关系;学历越高、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越大,从而使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也越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中,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受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均有差异.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研究晋升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对企业完善激励机制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顾客授权与新企业合法性关系实证研究

从互动导向与合法性视角,基于中国转型情景下的大样本数据验证了政治网络对于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说明转型背景下的新企业可以借助政治网络行为获得一定的成长资源并缓冲制度压力,其依赖顾客授权式互动获取合法性的市场动机与行为下降,从而表现出顾客授权与组织合法性关系强度上的减弱。     

管理者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晋升和离职的关系

以管理者为被试,运用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问卷、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和CPM领导行为问卷,采取问卷和跟踪调查的数据收集方式,共收回124份有效自评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问卷和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1 179份有效他评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问卷和CPM领导行为问卷以及124位管理者晋升和离职的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方法,探讨管理者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晋升和离职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显著相关,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不相关,自我意识正向调节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认知能力负向调节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的关系,他评情绪智力与晋升显著正相关,与离职显著负相关,他评情绪智力能预测工作相关变量,组织可以把情绪智力应用到管理实践。     

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效应研究——基于管理者权力的解释

本文突出管理者权力在企业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对不同管理者权力下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货币性补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权力强大的管理者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在获取权力收益的同时实现高货币性补偿,并不需要盈余管理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权力较弱的管理者则更关注货币性补偿,只能通过盈余管理虚构利润,以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     

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整合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二者。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双重影响机制,并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个层次,进一步论证了环境规制对于冗余资源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两种绿色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绿色协同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具有消极作用。(2)过于严苛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冗余资源与绿色创新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逆转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明显弱化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协同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激励型规制下,虽然正向效应不明显,但是已经大大削弱了消极负面的影响。(4)两类环境规制在未吸收冗余资源和绿色协同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中都具有强化的调节效应。     

中国市场管理者短视、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行为扭曲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股东短视从而造成管理者短视的情况下,投资者估价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直接影响。通过比较常用的市场估价指标(市值账面比)和新的错误估价指标(非均衡估价),分析不同管理者短视程度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和总体投资的影响,并考察了市场错误估价与管理者短视对公司投资扭曲的混合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短视程度越大,公司投资对市场估价的敏感性也越高—市场估价越高,公司投资越旺盛。另外,公司的长期投资决策对非均衡估价所表示的市场错误估价具有更大的敏感性,而短期投资及其他非长期投资决策对市值账面比所表示的市场错误估价具有更强的敏感性。短期投资决策对市值账面比的强敏感性说明中国市场尚属非有效市场,市值账面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的非理性估价心理。     

疫情危机的环境动态性背景下大数据能力如何提升中小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大数据正在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疫情危机加速了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将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现有文献从多个方面聚焦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效应，但较少关注大数据能力视角的影响，且针对中小企业大数据能力与企业绩效作用过程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文章以山东省209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探讨外部疫情危机的环境动态性背景下，内部大数据能力对中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及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大数据资源获取能力、分析整合能力、应用能力均有利于绩效的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大数据资源获取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中介作用不显著。疫情危机的环境动态性既是大数据资源获取能力的重要启动条件，也在大数据分析整合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大数据应用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中小企业培育大数据能力、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联盟导向、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9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联盟导向和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创业导向和环境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联盟导向和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和市场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动态性在联盟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供应网络联系强度与风险分担:依赖不对称的调节作用

基于供应网络企业间合作风险和机会主义风险的研究视角,本文从联系强度的两个维度——结构强度和关系强度,探讨制造商供应商间联系强度对企业间风险分担的影响机制,并将依赖不对称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联系强度和风险分担的假设关系模型。研究发现,联系强度与企业间风险分担具有倒U型关系;依赖不对称对联系的关系强度与风险分担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联系的结构强度与风险分担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说明,企业间保持适度的联系强度有助于实现风险分担,适度的信任、互惠对依赖不对称对关系强度和风险分担关系的调节效应具有抑制作用,而结构强度和风险分担关系不受依赖不对称调节作用的干扰,即结构强度对风险分担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