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高管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过度在职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本文选取2006-2010年沪市上市A股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程度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对自由现金流和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     

政府控制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绩效敏感度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股票卖空压力能否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基于中国融资融券的自然实验证据

本文检验中国资本市场融资融券制度所施加的股票卖空压力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基于自然实验框架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允许卖空的上市公司,其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不能卖空的上市公司相比显著降低;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股票卖空压力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来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本文实证结果说明股票卖空对高管在职消费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治理机制。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突破目前流行的"显性—隐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本文探讨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国企高管如何对两种激励做出权衡和抉择。本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我们发现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路径有两个: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一方面直接抑制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它激励更高的"公司绩效",相应地会提升在职消费。综合来看,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大于提升效应。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管理者留任影响控制权变更吗?

本文主要研究管理者留任是否影响控制权变更,通过分析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过程中的交易价格溢价,研究企业高管是否存在压低交易价格换取留任的自利行为。我们对1993～2005年共13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留任将影响控制权变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越低,董事长和总经理留任的机会就越大,全体高管人员留任的比例也就越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在控制权变更过程中谋取私利的行为更明显;与非控制权转让的公司相比,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留任会降低控制权交易的溢价水平。本文为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践依据。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控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股票是我国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分为四种模式,并考察了改制模式、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关系。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改制模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控股股东对控制程度的选择,非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模式的概率较高。另外,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越严重,但是,很大程度上,控制程度对于资金占用与关联交易的影响来自于改制模式的不同,也就是改制模式不同深刻地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关联交易程度和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很大程度上,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动机来源于上市前国有企业的不彻底改造,并且这种不彻底的改造方式已经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