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与新媒体信息传递对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

基于异质投资者框架对大众媒体新闻、新媒体新闻与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结果发现：（1）平均看来,新媒体新闻、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都变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新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2）具有高前期收益,高账面市值比,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换手率这样的能引起媒体关注的特征的公司,其收益波动与新媒体新闻的相关性大于与大众媒体新闻相关系的概率更大。（3）对于小市值与年轻的公司,信息不确定程度高,新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更可能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这一结果可以归因于新媒体新闻丰富了投资者的信息环境,更能影响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水平。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混频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行为

采用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研究了混频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率及其波动的影响.通过构建日度、周度及月度这三种不同频率的投资者情绪,实证结果发现,混频情绪对当期收益率及其波动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MIDAS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本文进一步使用GARCH-MIDAS模型研究了混频情绪对收益率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发现混频情绪能够显著影响收益的长期波动.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股票特质波动率、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股票特质波动率、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之间的动态关系。将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噪声投资者引入Merton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市场均衡模型,以2007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有向无环图(DAG)技术识别SVAR模型,实证检验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和投资者情绪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正相关;股票收益率对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弹性,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增加和噪声投资者比例的上升而增大。投资者情绪和股市流动性是影响中国股票市场高特质波动股票与低特质波动股票截面收益差异大小的重要原因。投资者越乐观、市场上流动性越强,高特质波动组合收益率与低特质波动组合收益率的截面差异就越大。研究结果有利于加深对投资者行为的认识,从更符合中国资本市场情况的角度分析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的关系。     

基于分位数Granger因果的网络情绪与股市收益关系研究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除受宏观基本因素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众多个体投资者或噪音交易者行为左右。中国股票市场拥有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且股民群体与网民群体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使用网络情绪等信息能够探索中国股市收益变动基本规律。        为揭示个体投资者行为对股市收益的影响，以个体投资者情绪为视角，以网络环境中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信息为切入点，检验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的关联关系，评估网络情绪信息价值。使用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方法，从新浪微博文本中提取出网络情绪时间序列；分别运用均值Granger因果和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探讨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将股票市场发展阶段进行细致划分，研究不同市场阶段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沪深300指数收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均值框架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但基于分位数Granger因果分析却发现两者在极端分位点区间处存在广泛且显著的因果关系。数据显示，在40个因果关系检验中，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的因果关系发现了23个显著的因果关系，发现率为57.5%，远高于均值Granger因果检验的7.5%。此外，股市收益受到网络情绪波动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市场阶段下有所不同。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一些特定分位点区间网络情绪波动对股市收益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影响，这为在特定条件下股市收益的可预测性提供了佐证。网络情绪能够预测股市收益的尾部(上尾或下尾)行为特征，可以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为股票市场的定价、收益预测和波动率估计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网络情绪信息使用提供了新的方向。     

股市波动助长了市场投机性吗?

高投机性和高波动性一直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显著特征,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从投机性市场异象、均值-方差关系以及宏观风险因子定价三个方面研究了股市波动的加剧对市场投机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市波动的加剧助长了市场投机性,具体体现在:在高波动率状态下,中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市场异象显著增强;同时,市场组合收益率正向的均值-方差关系减弱,宏观风险因子价格偏离理论预期.本文的结论对于加快建设高效的股票市场,强化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中国股市的监管效率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     

基于FIGARCH模型的地产股对金融股市场影响分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以地产股指数变化情况代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发展趋势,选取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地产股和金融股为研究对象,利用能够兼顾收益与尾部风险相关性测度的FIGARCH模型,探讨中国地产股对金融股波动及收益的影响;并以次贷危机爆发为界将样本分成两部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产股整体行情指数的波动风险和收益对金融股股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产波动风险在危机前的影响大于危机后,而地产收益的影响则在危机后更大.研究结论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更合理的调控和监管政策,促进中国股市更健康的发展.     

投资机会变动与风险收益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股市投资机会变动时的风险收益关系和跨期风险对冲策略。以25个规模-账面市值比组合以及扩展组合作为检验资产,以经济、情绪和市场指标作为状态变量反映投资机会,以DCC-MVGARCH方法估计的资产超额收益与市场超额收益的条件协方差衡量市场风险,以DCC-MVGARCH方法估计的资产超额收益与状态变量新息的条件协方差衡量跨期风险,应用面板回归方法检验资产超额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单状态变量中,货币供应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规模溢价等新息降低,投资机会出现不利变动,与这些新息负相关的资产能对冲投资机会的不利变动;存贷差增长率、利率、股市波动等新息增加时,投资机会出现不利变动,与这些新息正相关的资产能对冲投资机会的不利变动;各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其中规模溢价、股市波动和货币供应的解释能力较高。还对多状态变量进行检验、比较,并提供了相应投资策略。     

基于修正GARCH模型的中国股市收益率与波动周内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证券法》实施之后的2000-2006年沪深股市收益率与波动的周内效应。利用修正的GARCH模型,发现两市收益率的最大与最小值均分别出现在周二与周四;两市的最小波动均出现在周二,但沪市的最大波动在周三,而深市的最大波动则在周一。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股市的收益率与市场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投资者由于承担高风险而受到补偿获得高收益。文章最后对周内效应的存在提出了两种解释。     

行业特征、市场情绪与收益波动

从行为金融研究的视角,利用源自“上证”(SHSE)A股市场的样本数据,检验了行业特征、市场情绪与收益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行业特征下,具有类似的投资者行为和风险收益关系,而且均未达到弱式有效;尽管各行业板块之间的收益波动联动效应显著,但市场情绪对不同行业特征的收益波动影响仍有差异性。对管理的启示是,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用市场情绪套利时应考虑行业特征。     

基于计算实验的协同羊群行为与市场波动研究

相对于短期实际利率、消费、红利的波动而言,理论界称股价波动水平异常偏高的现象为"股市波动之谜".以往研究表明,羊群行为和市场情绪的协同作用会引发股票市场的波动.在计算实验平台上,通过协同模拟agent间的模仿和市场情绪信号,在实验中观察到明显的协同羊群行为所引发的股票价格泡沫或崩溃.对羊群行为的研究既考察了agent的私有信号,又包含了总体的市场影响,发现羊群行为和收益波动存在较强相关性的证据.将计算金融实验方法用于行为金融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投资者和监管方来说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期货波动与交易量和市场深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研究不同市场状况下铜期货收益波动行为及其与交易量、市场深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交易量对铜期货收益波动有显著的正影响.在交易量小的市场状况下,持仓量可减缓铜期货收益波动,高持仓量能更多地减缓市场波动,交易期和非交易期对波动有显著的负影响.在交易量大的市场状况下,持仓量增加了铜期货收益波动,低持仓量会生成更大的市场摩擦.在交易量大、持仓量高的市场状况下,非交易期波动高于交易期波动,表明在我国铜期货价格形成过程中,市场更多利用离岸信息.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总体效应与横截面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总体效应与横截面效应,结果表明就总体效应而言,情绪与短期市场收益正相关,与长期市场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收益产生系统性影响.就横截面效应而言.股票收益对于情绪的敏感度存在差异,股息率、有形资产率、价格、市净率、市盈率、波动率、户均持股比例等特征值低的股票和资产负债率高的股票,更容易受到情绪影响;在情绪乐观时,该类股票在当期或滞后一期具有超额收益,情绪悲观时则相反,投资者情绪对于该超额收益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和预测能力.     

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研究

首次使用百度搜索指数来度量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彩票偏好程度，并从市场整体层面研究了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市收益及其波动的影响.分析了和彩票销售数据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彩票偏好指数是有效的.随后使用巨潮系列规模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投资者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滞后1期的股市收益率，这种影响在中、小盘股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波动率的影响方面，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小盘股的当期波动率，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移动端体现出来的，表明不同端口投资者的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使用上证A股系列指数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公司证券投资、所有权类型与资本结构决策关系研究

考察了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研究发现:股市收益波动与公司负债水平正相关,即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收益情况举债进行证券投资决策,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府的监管政策效果不明显。研究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存在违规举债炒股行为,检验了政策效果并明确了监管的重点与方向。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

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 同期的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 测性( 领先—滞后关系) ． 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 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 市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 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 波动 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 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 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 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 最后，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中中国香港与13 个 亚太地区股市收益的领先—滞后关系检验，发现中国香港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中国香港股市对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研究结论对人们理解国际市场之 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各国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保持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股票收益波动与Beta系数的时变性

本文利用扩展的S-S模型,对上海股市2000年间的日收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小公司股票、大公司股票收益波动和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市场波动加剧时大公司股票与小公司股票的反应是不同的,小公司的系统风险更易于增大。因此在进行事件研究时,必须考虑到Beta系数的时变性。     

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阶矩波动特征研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资产收益二阶矩外,高阶矩(包括三阶矩和四阶矩)同样是反映金融资产波动行为的重要方面.以中国股票市场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股价指数--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 10 年的股价数据样本为例,通过构建可以刻画时变高阶矩的自回归条件方差-偏度-峰度模型,实证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高阶矩波动特征.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偏度、峰度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和波动聚类性;中国股市不但存在二阶矩(方差)风险,还存在显著的三阶矩(偏度)风险和四阶矩(峰度)风险,并且三阶矩风险和四阶矩风险具有同步性;将偏度方程和峰度方程引入波动模型会抵消原有方差波动的杠杆效应.初步提出将高阶矩波动模型运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的思想.     

基于C_TMPV的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的跳跃行为研究

运用2000年1月4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上证综指每5分钟的高频金融数据,采用核估计量估计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序列,运用修正的已实现门阀多次幂变差估计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的跳跃序列,实证分析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跳跃的各种特征,并运用ACD模型、ACH模型以及扩展的ACH模型进一步分析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跳跃的持续期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及其跳跃都具有集聚的特征,高频波动率发生显著跳跃的比例相当高,高频波动率跳跃的幅度、强度和跳跃幅度的分布都具有时变性,而跳跃对高频波动率的贡献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样本期,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跳跃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且跳跃的持续期存在较强的长记忆性和周日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