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     

基层治理视域下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存在着强关联性。从基层治理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必须对目前农村面临的现状,如城乡差距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经济的生产合作问题,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将扶贫的政府资源配置下移到乡镇一级,扶贫工作的主体责任及其一线指挥机构设于乡镇,借助强镇扩权以推进城镇建设,是精准扶贫实践中改进基层治理机制,发挥基层政权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突破口。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应以组织生产和组织脱贫为重要职责,以扶持农村产业发展为工作重心,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应根据地方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实践需要,设计和构建更为专业的扶贫机制,这些都是"县—乡—村"基层治理场域中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策略和必要路径。     

和谐社会视角下乡镇政府功能的构建

乡镇政府是中央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对于保持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乡镇治理功能则是国家管理职能在农村社会的缩影,乡镇治理功能发挥的好坏都将直接反映国家职能在农村地区履行的状况。而现行乡镇政府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着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乡镇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上。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乡镇政权如何通过执政方式的调整、执政战略的选择和组织机构的变革来合理定位乡镇政府功能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政府治理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基层组织问题及对策分析

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产生的村级债务严重,乡村可用财力短缺,基层组织机构庞大,基 层干部利益不合理导致基层政权不稳定,基层干部能力素质差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滞后等问题,提出扩大经济 总量规模、改革乡镇机构等建议。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三大难题及其破解

在税费改革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供养的乡镇政权究竟何去何从,始终是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乡镇政府目前面临职能模糊不清、职权与责任不对等,债务不堪重负、财政状况不容乐观,综合改革推进艰难等难题。解决乡镇目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经费保证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     

当前我国乡镇改革的重点、突破口及目标取向

乡镇政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传统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呈现出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不是简单地依靠过去那种精简、缩编等改革措施所能解决的,必须确立新的改革理念。本文认为,现今乡镇改革的重点应是建立以中心城镇———建制镇———集镇(乡政府所在地)———农村社区建设为一体的乡镇区划设置模式;改革的突破口应是适度合并乡镇区位设置;改革的目标取向应是转变乡镇财政供给体制,强化乡镇政府服务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地转移,促进城镇化建设。     

“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府:何去何从——关于吉林市乡镇机构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兴起,现行的乡镇公共治理体制与当前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后税费时代"乡镇应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     

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境与出路

免征农业税,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形态的嬗变,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农业仍是主要 产业的内地乡镇来说,农业税的取消,使当地基层政权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本文通过对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机构 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的理性分析,提出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几点可行性建议,即:撤乡并镇、削减冗员,减轻乡镇财政 负担;研究和探讨全国逐步实行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和三级预算体制的可行性;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分步、 有序解决乡镇欠债问题:减免农业税之后改革县乡财政体制;发展经济,开辟财源,增收节支。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四两拨千斤 着力于无形——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推动作用

要实现村民自治必须摆正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乡镇体制改革就成为村民自治的一个必然前提,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税费改革对于推动乡镇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村民自治的作用问题理论界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深化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对策——安徽省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透析

本文以当前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正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转变为宏观背景,阐明了全面推进这一改革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即关键是乡镇管理职能的重新界定及其转变,核心是县乡事权关系的廓清,基础是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科学制定,前提是县乡村三级的改革联动,而根本则是乡镇执政能力的建设.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山区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运用行政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山区乡镇行政体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政生态环境，探讨山区乡镇行政体制与其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对推进山区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山区乡镇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行政生态环境不断变化发展，山区乡镇行政体制中与行政生态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日渐凸显。通过发挥山区行政体制与其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科学设置职能部门、推进行政执法权与审批权的下放、完善山区乡镇财政制度、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推进山区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从而保持山区乡镇行政体制与其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泰州4市1区11镇为例

分析江苏省泰州4市1区11镇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对不同类型乡镇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税减免在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对一般乡镇和不发达乡镇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影响较大,而取消农业税附加对乡镇预算外收入的直接影响不大。由于上级财政给予的税费改革补助,导致乡镇实际可用财力减少很小,不发达乡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而一般乡镇和富裕乡镇减少的也非常小。因此,要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不断增强乡镇财政和农村社区财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政权组织,其职能作用的发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休戚相关,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中国农村已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传统乡镇政府的职能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08年以前的乡镇机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顺应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其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廉洁高效、公开透明、行为规范、机构精简的服务型的乡镇政府。     

“乡镇直选”具有推广价值吗？

在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观点中,乡镇直选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见解。乡镇直选改变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发扬民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确的路径选择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高执政的水平和能力。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困境分析——以贵州省德江县几个乡镇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负担确实大幅度地减轻了,但对农业为主的经济不发达的乡镇财政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免征农业税后,原先靠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由于转移支付不到位和事权的下移,使乡镇财政陷入困境。只有精简机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统一乡镇财权和事权,发展经济培育财源,才能让乡镇财政走出困境。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境及出路

以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探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表现为状况从分税制、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管理角度说明乡镇财政出现困境的根源,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应对之策:就是要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提出了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加强财政管理,审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减轻地方财政风险。     

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座谈、个案调查等多种方式,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调查显示,乡镇政府依然履行着较强的经济发展职能,并没有真正实现由区域经济发展“领导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一方面,乡镇政府热衷于发展地方经济,公共决策依然对私人决策有较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在本应发挥作用的公共产品市场上,乡镇政府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此外,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花费大量精力在处理上访事件上。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中国自周代确立“乡制”几千年来,先后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种形式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问题,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效、协调、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高乡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