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幻文学寻找绚烂的艺术空间——论拉拉的科幻小说创作

拉拉是新晋的科幻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对美好家园的寻求以及对生命价值与意义充满宗教热情的思考与追问,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家园意识和宗教意识。通过瑰丽的文字与想象,拉拉企图为科幻文学寻求和缔造更加绚烂的艺术空间。     

何处是归程——论赵光鸣小说的家园意识

在西部作家赵光鸣的笔下,大多讲述关于流浪者和异乡人在西部大地漂泊的故事,作品中处处流露着浓郁的家园意识。本文主要从赵光鸣创作的心理溯源、小说中家园意识的凸显和思考以及对失去家园的人道主义同情与关怀等方面对赵光鸣小说进行探讨和研究。     

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张爱玲的家园意识

家园意识是张爱玲创作心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她创作的原动力。这种意识的形成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对古老家园的痛苦记忆以及对理想家园的探寻是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家园寻求意识伴随张爱玲创作的始终以至她的一生,成就了她极高的文学地位。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小说人物刻划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论曹文轩小说的家园情结

曹文轩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以美丽的油麻地为故事背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小说作为他的"家园情结"的载体,表现出漂泊与放逐的强烈力量。从意象上看,曹文轩小说中的意象很多都是家园类意象;从人物上看,曹文轩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眷恋家园的人物;在叙事上,曹文轩多采用环形叙事的策略;在情感上,曹文轩对油麻地的丑恶有着温情的包容。总之,曹文轩对家园的回望乃是一种理性的、温暖的回望,正是有了这种温暖与理性,使曹文轩的小说哀而不伤,带着"甜美的忧郁"。     

论池莉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池莉站在市民立场上对现代生活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探索,对女性的母爱意识、生命创造意识、情爱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给予了肯定。这些使她与与林白、陈染等关注女性私人经验、躯体感觉的"个人化写作"不同,也与知识分子立场的方方不同,却也限制了其小说对女性意识的探索。由于其小说中对女性意识探索的叙事模式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局限、市民生活对其思考深度的局限,使其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略显浅薄。     

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小说人物刻划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呼兰河传》家园场景的意蕴分析

《呼兰河传》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呼兰河城人在黑土地上的生活状态。小说没有连续的故事情节和典型的人物性格,却有很多家园场景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争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本文从寻找精神家园和批判畸形的集体意识入手对家园场景进行了分析。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颂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红字》主题道德意义探析

《红字》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 ,中外评论界就其主题研究见解颇多。在探讨其主题的道德意义上 ,西方评论界较普遍地认为《红字》中宣扬的是人生来皆有罪的清教教义 ,小说的主题是论罪恶。本文探析了《红字》主题的道德意义 ,即《红字》主题思想的主旋律不是论罪恶 ,而是论人性 (包括善与恶 ) ,论道德行为 (包括德行与恶行 )。它不仅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了人性和人类道德行为中的假恶丑 ,而且大力颂扬了人性和人类道德行为中的真善美     

绝望的宿命先验的爱情——论玛格丽特·杜拉斯《悠悠此情》的两大主题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杜拉斯的代表作之一《悠悠此情》(李玉民译本)以绝望与爱情为两大主题,以凄美的文字写出了一段灵与肉冲突、爱与欲相分离的绝望爱情,淋漓尽致地阐述了爱情的本质:伤痛、无助、绝望,但也是快乐的,道出了生命的真切存在、真爱的永恒的爱情真谛,并探讨了生命的意蕴,在读者的心灵留下了蓄而不说的震颤波动。     

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

瘟疫与人类关系密切,不仅影响社会进程还影响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状态。瘟疫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不少世界名著都以瘟疫为背景,或者直接表现瘟疫。中世纪的瘟疫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表现世界,英国作家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则突出表达了这一倾向。法国作家吉奥诺的《屋顶上的骑兵》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将瘟疫与爱情同置,爱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面对瘟疫的不同选择突出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论《伤逝》主题的“对话性”

通过对《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具体分析,指出文本存在着启蒙意识、封建意识、生存意识与忏悔意识等多种意识形态,并且各种观念之间相互驳诘与渗透,文本的多重主题因此体现出"对话性"的特点。《伤逝》显示了作者矛盾性思维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并且具有某种哲学品格。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论宁调元的情诗

宁调元既提倡诗言志,也主张诗言情。宁调元的情诗涉及爱情、亲情、友情,具有突出时代主题、多用词的体裁、艺术手法多样等特色,其品位高尚、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是我国近代诗词中的珍品。     

觉醒的出走——《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人物形象解析

《金粉世家》以北洋军阀时期国务总理金铨一家由盛而衰的家庭生活为背景，详尽地描写了金家少爷金燕西与平民女子冷清秋之间相爱-结婚-分手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冷清秋才华出众，性格坚韧，她接受过新式教育，追求个性解放、人格平等，期盼婚姻自由，一旦得不到有爱情的婚姻，毅然决然地选择出走，自食其力。无疑，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后现代叙事技巧中的自由主题分析——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之解读

《法国中尉的女人》以莎拉和查尔斯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后现代叙事技巧的“重构”和“解构”，阐释和表达出存在主义自由思想。作者约翰·福尔斯不仅将这一主题思想演绎于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且含而不露地蕴涵于后现代叙事技巧之中，创造性地实现了主题与叙事的完美结合。     

红色的隐喻——“山楂树现象”述评

近年来,纯爱文学题材作品流行,并产生了"山楂树现象"。基于文化隐喻的两个层次分析山楂树的红色隐喻可以看出:小说及电影《山楂树之恋》还原了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其结局是一个悲剧性隐喻。山楂树的颜色转换,宣告着主人公爱情的必然死亡。"山楂树之恋"现象只是"想象"的一种爱情纯洁。今天的文学需要更多地直面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并趋向认同妥协的合理。小说以平淡叙事完成了对红色年代纯真爱情生活描述的超越;电影创作者以主题的转换和对小说内容的忠实重现,完成了对小说本身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