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散文艺术嬗变论

两汉散文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汉初到宣帝时期。其散文艺术，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显现出逸气纵横、个性突出的特点。二是从宣帝以后到桓帝时期。这是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的发展期，成熟期，诸多散文都有依经立义、典雅深厚、茂密阐缓的特点。三是从桓帝时期到汉末。其散文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传统和吸纳前二阶段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抽心作论、清峻通脱为其突出特征。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与两汉思想文化和辞赋艺术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撇开这一点，简单地以朝代为界区别两汉文风，用盛、衰二字分辨其特点，并不能正确地揭示两汉散文艺术嬗变的规律和评论其艺术价值     

两汉散文艺术嬗变论

两汉散文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汉初到宣帝时期。其散文艺术,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显现出逸气纵横、个性突出的特点。二是从宣帝以后到桓帝时期。这是汉代新儒家散文艺术的发展期,成熟期,诸多散文都有依经立义、典雅深厚、茂密阐缓的特点。三是从桓帝时期到汉末。其散文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在继承先秦散文艺术传统和吸纳前二阶段散文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自出变化。抽心作论、清峻通脱为其突出特征。两汉散文艺术的嬗变,与两汉思想文化和辞赋艺术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撇开这一点,简单地以朝代为界区别两汉文风,用盛、衰二字分辨其特点,并不能正确地揭示两汉散文艺术嬗变的规律和评论其艺术价值。     

秦汉相人术对汉代史传人物书写的影响

相人术至秦汉时期已发展成熟，是汉代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属“形法”术之一。汉代史传载录了大量有关皇室成员及将相参与相人术活动的史料，这些史料客观上反映了汉代皇室及士人阶层对相人术的价值认可与接受。在《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的各类人物形象中，皇帝、皇后、将相与相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两汉的政治生态也主要由这三者构成。从汉代史传记载的相人术分析两汉政治人物群体的形象塑造，除了奇相附会以强化帝王受命而王的政治神话之外，汉代的外戚专权及人才选拔往往也受到了相人术的影响，同时，也使得《史记》《汉书》在叙述历史过程中，客观上丰富了其神秘性的文学色彩。     

两汉蜀郡太守考述

蜀郡是汉代西南益州刺史部的主要地方行政区之一。通过考察两汉蜀郡太守及其任内对本郡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利于研究汉代的地方官制,还可对现今该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

研究汉代乡村社会，对农业生产水平的认识是一个重要前提。我们既要注意代表当时农业水平成就的内容，如铁犁、牛耕等等，也要注意两汉时代农业水平的另一侧面，如水耨火耕、蹠来而耕等等，也就是说，必须真正深入到当时的乡村社会，去把握其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状况。     

试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的社会文明,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因此,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代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正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日渐盛行,女性地位呈现出递降的趋势;其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更重要的是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者。     

从出土简牍看汉代马价

在河西汉简出土之前,学术界对两汉马价的探讨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认为汉代马价在1匹15-20万钱之间.河西汉简的出土,为学术界重新认识汉代马价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在1匹5000钱或1万钱,但这种意见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两汉时期马价波动幅度很大,1匹5000钱左右的马价只是两汉时期内地的最低马价,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多数时期在1匹2万钱以上;河西地区的马价要低于内地,马的常价在一匹4000钱至1.5万钱之间,在王莽末和东汉初年,河西的最高马价也可能达到一匹数十万钱.此外,河西汉简记载的死马价格与文献记载的死马价格基本相当.     

浅论两汉时期的诸子百家学

过去研究汉代思想史的学者们往往对汉代经学史强调有余 ,而忽视了对诸子学的研究。殊不知诸子学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 ,所以弄清楚汉代诸子学的情况 ,无疑可以弥补两汉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从陵寝制度看汉文化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学术界有多次探讨。从陵寝制度着手分析汉文化的形成,其中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最大,此外通过对二者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西汉的陵寝制度是对秦始皇陵的继承和发展,并吸收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天帝名号之变迁及帝舜与织女之天伦考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即我国原始社会末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是古代传说中的全神“三皇”和半神半人的“五帝”。夏至周，是帝与王分辨的过渡阶段。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自认为他“德兼三皇，功高五帝”，遂自命为“秦始皇帝”。西汉以降的皇帝，自命为天子。三皇五帝经历了由兴盛至衰亡的过程。经考证研究，“天帝”就是虞舜，织女是天帝舜的孙女。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感兴：审美价值的实现历程

先秦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情感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前提下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将诗看作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而后汉代经学家解诗,＂兴＂被诠释为艺术创作手法,这是艺术沦为教化工具的直接结果;魏晋思想环境的变化促使＂兴＂得到发展,感兴恢复其情感特征,显现出魏晋人率性而为、任性自然的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兴＂直观地显示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着时人的审美理想。     

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

经学师法是汉武帝设立师法博士的产物。家法一词东汉中期后才出现,可以指章句,也可以指称师法。师法包括经文本的文字、篇卷以及师法博士关于经的各种解说,重在经学的恢复和创新;家法重在经学的传承,家法一词的流行与东汉十四博士之后不再增设师法博士有关。夸大师法和家法的区别不符合两汉经学实际情况。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诏敕文体改良与中唐古文运动

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国势倾颓之时期待王朝中兴,推动儒学复兴,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在经世致用的需要下大力进行古文的创作。其中有很多人任当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们利用掌书王命的职权,或以理论相号召,或以实践相支持,对诏敕进行了文体方面的改良和革新,使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政令文体能够更好地为君主统治服务,同时也起到了推广古文写作的作用,构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