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教育腐败,并着重分析教育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国教育供求矛盾尖锐和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和现实原因;教育腐败的查处概率和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重要因素;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导致教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教育腐败的对策。     

重视反腐败中的类比效应

在腐败和反腐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类比效应。这种效应是指人们在判断自己行为是非时,不是根据法律、纪律、道德规范,而是类比其他部门、单位是否同样存在,后果如何?从而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这种类比效应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大小同腐败的风险成正比,而腐败的风险反映腐败行为成本和非法利益的关系。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越大,腐败的风险就越高,当腐败的成本高于通过腐败手段谋取的利益,腐败分子得不偿失时,就会产生一种抑制腐败的类比效应。反之,腐败被暴露和受到惩罚的概率越小,腐败的风险就越…     

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削减公权 ,减少政府干预 ,理顺监督体制和发挥经济手段在惩罚腐败中的作用 ,可以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提高反腐败资源的效益 ,从而提高对腐败问题的惩治概率和处罚力度 ,减少腐败产生机会 ,提高腐败所付出的成本 ,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及其遏制的经济学思考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问题日益凸显。从国企经营者的“经济人”特性出发,可以发现,腐败是国企经营者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以后所作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从国企经营者与监管机关的查处博弈,和国企经营者与职工群众的举报博弈的角度,可以发现腐败行为的发生受到查处概率、举报成本、举报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要遏制腐败也必须从国企经营者、监督机关、职工这三方的成本一收益人手,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反腐倡廉:成效与评价——来自高校的调查

大学生对"反腐倡廉评价"显示腐败现象对当前我国稳定构成威胁及给党和政府带来严峻挑战与考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应从权力本身说起,权力的公共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腐败;转轨时期,特殊市场经济给腐败的滋生以温床;制约腐败制度的局限性和道德制约呈现出的弱化状态给腐败以可乘之机;社会上许多大案要案都与腐败有关.反腐倡廉应采取强力措施与对策要完善制度,扎紧不能贪的篱笆;加强教育,筑牢不想贪的防线;深化监督与查处,高悬不敢贪的利剑.     

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与教育对策探究

教育、制度、监督是建立腐败惩治预防体系的三大支点,教育是标本兼治的基础,防腐教育体系的建立首推腐败成本与风险教育。腐败成本由领导干部的机会成本——正常收益、政治成本、道德精神名誉成本构成;腐败风险指腐败行为被立案侦查的概率,通常用腐败风险系数表示。成本、风险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就是通过与领导干部算账,厘清腐败价值与腐败收益、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分析腐败风险系数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运用决策树法分析领导干部在廉洁与腐败之间做出价值选择时的心路过程。建立"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零容忍"的反腐高压态势与提高机会成本的有机构成,有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实施腐败成本、风险教育,进而促使领导干部算清腐败成本、风险账,自觉抵制腐败。     

论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

社会腐败现象主要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是社会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诱因和基础。因此,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应从权力腐败的根源入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提示:理想的社会结构要求合理地分配权力,使权力在符合社会制定的规范内运行,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和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制约,可以采取权力——权力和权利——权力的制约模式。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博弈分析

为遏制腐败,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采用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在博弈分析中,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为博弈方,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廉政保证金制度既能降低个人腐败的概率,又能提高政府监管有力的概率,对遏制腐败具有双重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目前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是很小的。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腐败成本论——加强反腐败力度的新视角

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确定腐败成本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罚当偿罪,二是以儆效尤。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是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是加大惩治力度,从法律、纪律、经济、行政、道德等方面进行制裁。高俸养廉使人们不想贪,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贪,完备法制使人们不能贪。     

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思考

提出了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应树立"零容忍"反腐、科学制度反腐、民主反腐、科学办案的理念,论述了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五大措施:抓改革、抓立法、抓合力、抓惩治、抓科技。     

正确处理四个关系 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

论述贯彻落实《实施纲要》,要正确处理好全面与重点、制度建立与落实、保障知情权和调动监督积极性、惩防体系建设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关系,努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高校的反腐倡廉工作。     

学术造假的表现、性质及法制化治理

目前,学术造假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出现了新的特征。从本质说,学术造假即是学术腐败,可视为社会腐败的延伸。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造假,净化学术风气。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高校体制和职称评聘制度的改革。     

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

腐败成本低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提高腐败成本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理性选择。要建立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提高腐败的政治成本;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升腐败的法律成本;要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要建立社会舆论谴责制度,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     

论反腐败斗争的标本兼治

反腐败斗争有三道防线: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惩治告诫,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思想教育对掌权者起“不想贪”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法制对掌权者起“不能贪”的作用,但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惩治告戒对掌权者起“不敢贪”的作用,但要注意它的震慑效果。发挥三者的整体效果是我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一把手"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首先对"一把手"腐败问题从委托代理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现行官员体制下,一把手上下级之间是特殊的代理链,代理链往上看时是单线的,往下看时则是放射状的,代理的效率关键取决于一把手.接着,本文建立了一个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博弈模型,对腐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官员选择适当的工资水平而不是高薪养廉,对上级监督腐败进行激励和约束,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降低监督成本,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经济学透视下的腐败源头--兼论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反腐败要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败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     

当前中国反腐败形势及政策建议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构建完善的举报权利保护制度,提高腐败的发现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树立法制的权威,以法治遏制腐败。     

优良反腐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交织叠合——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发展的两大脉络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形成了有机结合的两大脉络。一方面始终坚持、继承、创新自身优良的反腐败传统——党的领导、严惩腐败、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并以此作为恒定不变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巨大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又始终与时俱进,充分吸纳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更多地采用了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生活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预防化和国际化的形式。这两大脉络的交织叠合,产生了反腐倡廉的巨大效能。构建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特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拓与创新、伟大与成熟。     

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建立健全高校惩防腐败体系

阐述了高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针对目前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高校实际,提出了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抓好制度建设、建立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和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