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活体器官捐献者的保护原则及立法建议

为保护活体器官捐献者,建议立法在坚持“死体器官捐献优先”的同时,采用“合理等待时间”意义上的“必要原则”；采用“可能导致捐献者不得不依靠医疗帮助继续生存的捐献都应被禁止”意义上的“合理性原则”,并对合理性“独立评估”；因器官捐献属于非治疗性医疗介入,根据Gieson的规则,应“高标准告知”；同时,即使捐献者不愿意知悉手术相关信息,也需要“强迫告知”,并坚持“告知结果独立评估”；为了保障自愿并规避潜在利益冲突和心理操控,建议立法规定如下程序性规则:“医学检验后行原则”、设置“反悔期”及“回避原则”等,并有义务为捐献者“随时无条件的体面退出”提供理由,即使理由是虚假的；同时,对器官摘除手术采用“同行业内监督原则”.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从尊重生命权看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崇高的约定

2003年11月,武汉市同济医院陈忠华教授,主持了我国首例儿童脑死亡无偿捐献肾移植手术,由此,两例尿毒症患儿获得新生。而当年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始终未曾露面。这到底是一次怎样的捐献?陈教授和捐献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约定?     

试论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构建

：我国依据国际惯例,施行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制度,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社会公众器官捐献积极性不高,陷入器官捐献 窘境,其原因之一在于器官供体的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坚持人体器官无偿捐献制度前提下,从经济补偿、精神褒奖和社会 保障三个维度,探索构建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对器官供体相关权利予以保障,提高社会公众捐献积极性,推动器官移植技 术的应用与推广。     

江苏地区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调查及对策分析

文章调查江苏民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建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1份,有效问卷742份,有效率92.8%?其中,42.2%愿意捐献,47.7%赞成但不愿意自身捐献,10.1%反对捐献?女性?高学历者?了解器官捐献?接受脑死亡概念的被调查者对器官捐献的认同度高?阻碍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因素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公民对器官分配问题的不信任?相关机构宣传工作的不到位?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将有助于提高器官捐献工作效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平的分配系统可以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吃不到，就说葡萄是酸的

心理学家费尔纳等人研究了20例捐肾者，砂究表明，为了支持自己亲人而自愿捐肾脏的人，在做出决定之前，都要躲避某些会让自己改变主意的信息。医疗小组向这些捐肾者解释了肾移植手术的细节，让每一个有可能捐献肾脏的人经过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然而，某些捐献者说，他们并没有太留心医生所说的话。其中一位说：“我对医生的话左耳进，右耳出。”而另外一些捐献者表达得更加明确，他们说自己明明知道捐献带来危险，但宁愿相信没有危险。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捐献骨髓 并不危险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劝说捐献者不要反悔时，这句话成了一些医院血液病科大夫的口头禅，虽然他们并不信仰佛教。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根治白血病的医疗手段，捐献造血干细咆也被称为“捐献骨髓”。但是出于对捐献骨髓的恐惧．有些捐献者甚至在患者已经准备好了手术之前临时反悔，直接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     

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移植供需困境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因成为医学界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重症患者的有效手段而得以迅速开展。同时也使一直存在着的因器官需求短缺引发的管理无法可依、器官非法交易等问题更加突出。国务院因此在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一定程度上为立法解决当下的器官移植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供需矛盾。就器官移植的供体权益而论,条例对人体部分器官移植,应当鼓励供者自愿捐献、受者自主补偿或亲属之间互助行为;对人体整体器官移植,应当在明令禁止同时,鼓励遗体器官捐献、或者增加生命预嘱内容;对器官供给管理,应当明确伦理学优先原则和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     

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

为了解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对于器官捐献认知?态度?意愿的差异,并探讨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独立因素,采用自制问卷对2017年12月—2018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241名住院患者(家属)和202名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医务工作者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显著高于患者群体(P < 0.001),而两组人群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差异均不显著(P=0.17,P=0.44)?Logistic回归显示,促成身后捐献器官的因素包括年龄≤35岁,认为器官捐献是高尚的事情,以及对器官捐献持赞同态度?建议将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纳入医学教育课程,提高医务人员的捐献意愿,进而影响社会民众,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器官移植技术为许多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健康的福音,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成为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器官捐献体系的现状,探讨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原因,并在对国外器官捐献体系构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健全相关法规、建立器官捐献基层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遗体器官调配机制等方面阐述完善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可行路径。     

医学院校器官捐献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的协同推进研究

医学院校开展器官捐献教育对于宣传捐献知识、提高捐献率,提升医学生人文精神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器官捐献事业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应当整合当前医学教育资源,从价值认识、教学安排、活动整合、加强保障、结果评价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器官捐献教育和人文精神培育,共同服务医学人才培养和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涉及的法律问题

在尸体器官捐献决定权的归属上,死者本人的自我决定权和其遗属决定权都具有重要性,但前者较之后者更为优先。对"遗属"的范围宜从形式和实质双重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看,有遗体管理权以及具有丧主地位的当然应该考虑是遗属的范围;从实质上看,与死者曾有密切的家族生活等事实的人也是遗属的范围。各遗属之间必须共同同意方可摘取器官或捐献遗体。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得到死者的书面同意或者死者生前没有表示过拒绝,遗属推定承诺,才称得上是正当合法的。     

伦理视域下破除人体器官捐献“坚冰”的新策略

目前我国民众自愿遗体器官捐献的比率极低,民众对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意识茫然,相关伦理制度及体制不健全。规范体系缺失、传统“孝”观念的影响、生命形式的单一化认知、公共意识缺乏,是影响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重要伦理因素。破除遗体器官捐献的“坚冰”,应建立科学、透明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充分挖掘传统“孝”观念中的“延续性”意蕴,认识“关系生命体”的生命存在新形式,通过宣传提升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     

人体器官移植中分配机制公平性检讨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出台的相关条例与政策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建立完善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与开创性成就。但中国现行的分配政策在地理、年龄要素与实施目标的考量上存在难以解释的困境。美国新提议的肾移植分配方案,也存在因考虑年龄因素引发的蔑视老年人的歧视风波。在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困境的解决不仅应在分配要素上考虑医疗标准与医学判断,还应在区别对待中,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的背景下,避免现行的器官分配政策将挽救一部分人生命的治疗机会列入到劣等序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每个公民平等的关切与尊重。     

后续服务和纪念方式对遗体捐献意愿的影响

目的：调查南京市民众对于遗体捐献后续处理和服务以及纪念方式的看法,并针对性地提出促进遗体捐献工作的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用 Stata 12.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和逻辑分析。结果：共分发1 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944份。认为有必要开展遗体捐献者纪念活动的占82.3%,文化程度是需要开展纪念活动看法的一个影响因素。完善遗体捐献纪念方式对改变遗体捐献的看法具有一定影响。结论：我国目前遗体捐献工作影响因素很多,其中完善遗体接收以后的处理与服务工作以及开展更多形式的纪念活动,对遗体捐献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吴永安家庭 捐献遗体,一家人的承诺

正吴永安家有一张特殊的全家福,拍摄地点是在瑞安市红十字会。照片中的一家五口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遗体志愿捐献者。老吴今年68岁,是瑞安一家公司的原董事长。2012年11月,吴永安瞒着家人签下遗体捐献协议,此后多次动员家人加入到遗体捐献队伍中来。2013年1月,他带着女儿吴云和儿子吴萍再次来到红会,亲     

医务社会工作者器官移植团队的职能研究——以台湾慈济医院为例

器官劝募与协调工作在中国是由红十字志愿者、义工发展而来,但自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特别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职务,明确排除由社会工作者、志工来担任器官劝募与协调工作。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便定有高准入门坎的限制,但从器官劝募率高的医院来看,专任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临床应用碰到诸多困境,由护士转任对器官劝募的总体业绩并没有比社会工作者、志工具有高效益。器官劝募工作演变到后期,从单一医疗专业的定岗定编走向跨专业人性化的双轨合作模式。亚洲器官劝募率最高的台湾佛教慈济医院从劝募到移植的整套流程对有效推广中国内地器官捐献工作有借鉴意义。     

“房爷”“房婶”将无所遁形

2014年12月22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六章三十五条,对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簿、登记程序、登记信息共享与保护等作出规定.《条例》都释放了哪些意义和信号,又如何具体实施落地?相关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