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论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构建

爱丁堡学派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质疑理性主义,开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方向,建构的理论背景非常丰富,但主要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知识社会学和建构论等理论的影响。具体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分析为强纲领的建构在哲学层面提供了理论基础;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信念的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是强纲领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其蕴含着的"社会决定论"理论成分也极大启发了爱丁堡学派;建构论从哲学领域进入社会学领域,为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强”不强有关系大卫·布鲁尔访谈录

意义有限论一反意义决定论,坚持意义是无法被固定住的。对于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而言,科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概念的变迁、调整、重新定义、重新分类以及协商等,在科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一个概念应用的行为都隐然牵涉了抉择的元素,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并解释这些抉择点,这使得整个科学知识都成为社会学感兴趣的潜在领域。作为一种关于意义的思考方式、一种论证方式,有限论这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引出了诸多关于知识和意义本质的深切问题。而强纲领之“强”即在于,社会学家不仅能在理解理性的背离中,也能在理性本身的理解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些有洞察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成果使人类对自身认知的窘境、所处情境的复杂面以及阴郁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应该鼓励科学史研究以及那些有事实根据并关注因果性解释的社会学研究。     

别把STS做小了!——唐纳德·麦肯齐访谈录

从统计学历史到导弹防御系统,再到金融市场、碳交易、信贷风暴,麦肯齐以数学知识贯穿其中的研究主题从不仅是狭隘的学术研究。若将一个看似相当有限的技术问题置于社会、文化、科技、历史的脉络之下,即可解释清楚那些关乎人类生存的重要议题。有限论与描述指涉活动的“操演性”概念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经济学研究大有助益。贯穿爱丁堡学派理论主轴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由此发展而来并补强了强纲领的有限论。强纲领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方法论的,而有限论运用于科学上时,实质上更像是理论性的。建议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不要把STS想得太窄,这个领域最令人兴奋之处也许就是那些从传统议题中超脱出来的部分,应该将目光放在像这样的知识的良机上。     

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科学知识观

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以其普遍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为标榜,几乎成为所有知识的范本。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科学知识为其研究对象,以社会建构论和相对主义为纲领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了深刻解构,非中心性、相对性、境域性成为审视科学知识的一个有益视角。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反身性问题研究——反身性问题影响的分析

"反身性"原则是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它构成强纲领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原则出现。该原则要求对科学的社会学解释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该原则自提出以来备受关注和批判,该原则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积极方面,反身性原则体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对自身理论的自信,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理论的自洽性,并从认识、经验和应用三个层次阐述该原则的积极方面作用;消解方面,反身性原则产生了反身性问题悖论,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产生矛盾,减弱了该学派自身理论的可信度和完善度问题。     

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吗?--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建构论"

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动因、背景,以及其研究纲领和主要特征,对这一学派提出的“科学建构论”作出深刻反思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深入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使其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科学哲学的终结——评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1976年布洛尔出版的《知识和社会造型》(1991年再版)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布洛尔把知识或信念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科学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哲学。他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有四个基本信条,即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自反性。布洛尔从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导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其中有两条重要结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80—9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焦点。     

反思科学知识权力学说

科学知识权力学说体现在两方面:科学理性的权力学说与学术权力之争。这些批判实质上反映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危机,但混淆了科学的客观真理与科学被滥用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知识权力学说来源于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     

科学哲学的终结——评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１９７６年布洛尔出版的《知识和社会造型》（１９９１年再版）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对科学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布洛尔把知识或信念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科学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哲学。他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有四个基本信条，即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自反性。布洛尔从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其中有两条重要结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８０—９０年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焦点。     

浅谈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并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爱丁堡学派有以下主要理论观点:一是其理论核心"强纲领",二是其说明模式"利益理论",三是其建构方法"有限论".     

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创新

建构主义观点由于激进地宣称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而引致了先验的社会决定论与具体的经验证实性之间的方法论尴尬。内部认识的"混乱"、"支离破碎的纲领"及经验研究的不足可视为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困境的鲜明体现。但社会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的解决方案是倡导一种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纲领,他坚持对科学实践的经验描述,按照"方法的唯一适用性要求"研究每一案例,从而提供了一种对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自身所适用的创新发展之路。     

科学社会学五十年（续完）

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知识及其社会文化与境相互关系的问题就一直排在科学社会学研究日程的重要位置上。虽然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纲领,但是很明显,人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发现和发明的速率(Merton,1935;Sorokin和Merton,1935)以及经济和军事对于科学关注焦点的影响。也就是说,集中于那个     

建构论语境下的科学知识“碎象”与“重塑”

在发现说语境下,知识曾被视为真理;知识社会学催生建构论语境后,科学知识仍享用发现说语境,但受到科学社会学的“蒸煮”。科学知识社会学完成建构论语境下的科学知识“碎象”,从目前的“碎象”走向“重塑”的核心工作是建立“核心公共科学知识建构过程模型”,借助功能模拟、逐级近似等方法可让“重塑”简化而可行。     

科学社会学的流变:从默顿到爱丁堡学派

由于默顿的开创性贡献,科学社会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统治地位。但是,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面临诸多挑战,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遭受到爱丁堡学派的全面解构,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成为了主导的理论。不过,这种变化与科学的发展实际是相应的,也顺应了主流哲学观的转变和科学社会学本身理论发展的需要。     

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费耶阿本德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继承了费耶阿本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因素,并将其发展得更为彻底.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相对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解释了默顿传统无法解释的许多反常现象,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揭开了科学的神秘面纱.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无法克服相对主义的理论矛盾,而且其研究只限于经验领域,表现出局限性和浅薄性.     

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作为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一社会建制、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的建构的一门学科,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兴起,呈现出多元融会的发展特征。本文系统回顾了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学科渊源和发展脉络,对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社会语境进行了分析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科学社会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的内在联系。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     

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主义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消解,主要采取三种路径:一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二是实验室研究和文本分析;三是对科学争论的社会性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语境下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主义,认为形成科学的诸多要素都包含社会性因素,如信念、研究传统、实验室、科学争论等。由此,它彻底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进而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对科学的相对化的解释,成为当前理解科学和科学主义的一种独特视角。     

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到科学共同体——纪念默顿逝世10周年

默顿科学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源于马克思—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传统,其拒绝从认识论领域来探讨科学,而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进行研究。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工作通常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关注点是促使近代科学兴起或体制化的主要社会因素—科学与社会研究;中期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科学规范,默顿科学规范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等;后期研究重点是科学共同体,包括科学防范机制、交流机制、奖励与评议机制及分层系统等。默顿科学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自身的局限,遭到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批判而陷入衰落并试图向新形式的实在论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