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公共艺术设计策略研究

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城市整体形象建设中结合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注重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在城市公共空间与环境建设中融入公共艺术,能够实现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良好传承,并将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发挥。旨在对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并从整体性设计的城市文化、规划、建筑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度解析。     

文化转译视角下的皖西博物馆数字文创设计——以群舒文化为例

以群舒文化资源为设计对象，探索在“互联网+”背景下地域文化活化路径，构建皖西博物馆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创新策略。通过“文化空间”模型，对群舒文化IP外在层面、行为层面、心理层面进行解析，深度挖掘群舒文化符号，引入“文化转译”方法，结合移动终端新媒体微交互平台，实现皖西博物馆群舒文化在物境、情境、意境三个层面的深度转译，完成群舒青铜APP、IP形象以及衍生品的设计。以“文化转译”打造群舒文化IP,符合皖西博物馆个性化发展需要。     

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文化消费：特征、成因与对策——基于南粤L市184名流动青少年的实证调查

新媒体作为一种技术赋权下的文化商品与文化载体，已经成为现代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塑造和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过程。在对“00后”流动青少年文化消费现状开展调查后发现，流动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呈现科技和网络依赖，但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水平较低；新媒体逐渐成为流动青少年文化资本培育的重要途径；家长对子女使用新媒体缺乏有效的教育与引导。可以创设文化消费公共机制，通过公共服务支持与公益赋权，以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增进原生家庭文化资本、家校社协同共育、公共文化数字化阵地建设等策略，促进流动青少年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主体文化资本与高雅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提升。     

文化与空间:历史街区复兴实践中城市文化资本的转换与反思——以福州市三坊七巷为例

以文化资本推动城市空间再造是现今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文化导向型的发展策略缔造多方共赢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对地方源文化形成冲击，造成空间的变异和文化的危机。文章以历史街区为实例对城市文化资本转换的失效性进行分析，认为建设一个真正与文化相连、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良性发展的城市，关键是要对城市空间进行一种规范，突出城市文化资本的范式铸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互惠共生的复兴理念，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地方性资源的转换和城市精神的融合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向度。      

基于文化图式的南岳神灵译介

南岳朝圣神灵的丰富文化背景与西方希腊神话中个别神有相似的文化蕴含,因此,将二者进行比较发现存在文化图式相似、相异和空缺。针对不同情况,可采取融合与植入两种策略调整翻译手段,创造性地激活译语读者文化图式,使译文更易懂。文化图式融合策略是通过“南岳朝圣独有的文化图式”与“二者相似的文化图式”融合的方式激活译语读者头脑中已有的文化图式;汉语文化图式植入策略是通过音译加增译或者意译加增译的方式把南岳朝圣独有的宗教文化图式植入译语读者的文化图式,填补译语读者的文化图式空缺。     

民族文化融合与边疆民族团结

我国以往主要注重边疆各民族间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融合。实践证明,各民族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融合并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疆民族团结。当前阻碍边疆民族团结的因素归根到底在于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大,消除各民族间的心理壁垒和文化隔阂才是边疆民族团结的关键,必须推进边疆各民族文化融合为“一体”文化。推进各民族文化层面的融合是加强边疆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我国现阶段应该采取措施推进边疆民族文化融合,将其纳入民族工作的重点之中。     

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辨析

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两种心理学研究取向,二者在很多地方类同或相似,如都反叛主流心理学,都注重心理和行为的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都强调主位研究、同文化研究和生态学研究等方法与策略。但二者在研究对象、内容与范围、研究的根本目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等方面也有不同之处。基于二者的类似之处以及“本土”或“本土化”易引起误解和其内涵不明确、不确定等原因,应把它们整合在一起,都采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概念较为合适。     

语境、内容、媒介:理解“网红目的地”的三种向度

借鉴城市传播研究的“城市”观,“网红目的地”的概念含义可做“语境”“内容”“媒介”三种划分。作为语境的“网红目的地”为游客的传播活动和游览行为提供物质支撑,同时它也介入并影响游客的行为方式;作为内容的“网红目的地”将空间景观抽象化为移动媒体平台上的媒介再现,空间设计者和游客均可参与其内容生产过程;作为媒介的“网红目的地”在象征性和物质性两个层面,为游客与空间景观、游客与空间设计者及其他游客的互动提供中介,是游客活动空间的关系枢纽。对“网红目的地”概念含义的阐释,有助于研究者、空间设计者和游客全面把握这一当代城市文化现象的丰富内涵。     

北京公共艺术与首都城市文化建设

公共艺术建构和生产城市的公共文化和美学空间,塑造城市的文化形象,传达城市的文化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城市,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随着北京城市文化发展定位的转变,实现了从单一性向多样化的文化和美学转变,构建了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城市公共艺术空间,但在数量尤其是质量上,北京的公共艺术与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具有世界影响力文化中心城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未来的公共艺术在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应有更大作为。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服务路径优化——基于场景理论的分析

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实现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面临着主体空心化、服务形式化、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而重构空间与优化服务是应对以上问题的有效路径。基于场景理论视角，以三个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为案例，探索场景理论三个主观维度和15个子维度整合式的空间重构思路。在空间重构过程中，通过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团队，以空间为载体开展服务实践，不断优化空间的服务路径。从合法性、戏剧性和真实性三个维度相应提出规范化服务策略、主动参与式服务策略、文化内核共塑策略，以提升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品质与服务水平。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与路径

在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重要推手的背景下,陕西文化产业在推动消费方式转变和引领消费结构升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对陕西文化产业在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发展机遇进行分析论证。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互联网+”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科技与文化融合形成的创新驱动力、“文化+”的跨界融合等都为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陕西文化产业要实现突破式发展需从转变观念获得追赶超越的新模式,从产业转型面临的新理念获得发展新思路,从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能获得发展新趋势,从“文化+”“互联网+”新业态获得发展新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是:围绕“文化+”发展新型业态,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文化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推动陕西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构建基于互联网能力开放的应用聚合及业务的科技文化创新体系;优化文化产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投融资平台,加强产业融合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发展民营文化企业;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文化产业人才研究与引进机制,扶持本地创业团队和文化创意产品。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提升路径

针对部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文化消费空间与文化消费观割裂、重建设轻运营、 生产生活消费分离等“新城市病”,以场景理论为分析工具, 系统梳理从设施到场景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演化趋势,探讨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活力生成机制。研究认为,从便利设施、邻里结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观和多样化人群等场景要素及互动关系入手,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营造是个系统性工程,关乎到便利设施等物质要素的完善,也关乎社会网络关系、空间品牌等软性要素的支撑; 既要通过便利设施、邻里关系、多样化活动的组合来吸引消费人群,更要重视特定文化消费观及生活方式对多样化人群的集聚作用。研究还认为,要从空间投入和产出机制思路出发,推动消费设施与文化消费观联结,丰富空间形态与功能,重视空间经营,提升空间粘性,打造创意社群,积累创意网络资产,通过营造整体性消费场景来提升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与功能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逐步开展,制定统一的《文化遗产法》成为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的特殊性,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更注重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融合,重视专业知识在法律中的适用,而这些特点最终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所具有的评价、管理、协调等特殊功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和功能,能够从立法学理论角度为统一的《文化遗产法》的制定打下基础。     

关于批判性媒体或文化研究

媒体文化是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再现。当今人们日益处于媒体文化的包围之中,是盲目认同还是批判性地接受,关涉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建构起了文化批判的理论框架,批判文化产业导致传媒文化的商品化、物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一观点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批判仅停留于文化层面,未深入到政治领域。这项工作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完成。他们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出发,认为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阶层等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成就当代媒体文化大观。因此,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应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媒体文化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媒体文化文本、观众的接受和媒体文化的作用。只有从这三个角度,才能采用多元的文化和观点批判性解读媒体文化,建构起分析媒体文化的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使用背景下,阅读、解释和批评浮现于文本中各种各样的人为关系,分析阶级、种族和民族、性别和性意识在媒体文化文本及其相互交流中形成的政治表征;同时研究观众如何阅读、理解和使用媒体文化以及如何产生非主流文化等。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2018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从引发、颠覆、重塑、变革的逻辑关联视角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纵览和梳理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舆论场域纷繁复杂的舆论生态、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态势、传媒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趋向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在百年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节点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研究认为,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并行的发展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不断深入且价值意义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优秀成果的精髓,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学科建设、业界发展、学界研究、传媒教育等方面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必须深入体会、牢牢坚守、主动贯彻;媒体融合在经历了“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融合初级阶段尝试后,媒体融合的版图格局逐渐从中央下放至县区,助推县级融媒体建设,巩固基层主流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新闻伦理培育和规范在智媒技术勃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乱象丛生,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解和贯彻日趋深入,中国传媒规制日趋成熟和传媒生态管理手段日益多样化,同时,媒介自律和他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在助推中国传媒伦理格局和生态朝着积极良性方向发展;媒介赋权下舆论引导呈现双重景观:舆情引爆成本不断降低,舆情监测技术渐趋成熟,技术发展之盛并不代表舆论引导效力之强,舆论引导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对舆情分析和处理专业化人才的资源优势占有能力;知识付费消费业态的兴起,使得传媒版权保护日益成为焦点话题,新媒体时代下的版权保护既有植根于传统版权保护顶层设计中的理论精髓,也有新媒体时代下的特性和差异,既要看到顶层设计对版权产业规范发展的政策倾斜和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效益和文化价值,同又要看到版权产业发展中的规则机制细化不到位、版权监管执法难落地、版权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有差距等问题,形成一套新媒体时代下的传媒版权保护新机制;传统媒体转型的步伐从未停止,在变化中求生存,在转型中求市场,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也是传统媒体在面对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培育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中需要把握的一个经营理念的动态平衡;“育新人”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时代命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复合型能力的专业化新闻传播人才是完成“育新人”时代使命的基本遵循;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微选题、厚积累的发展态势;镜鉴历史,积累经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恪守初心,面向未来,反省自身才能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质量和研究高度。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涿州城镇体系发展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涿州城市化提供了更好的空间,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一体化措施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等使得涿州能够快速融入京津大都市。长期以来涿州实际上已经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与首都有了更多的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这种合作的速度,涿州将会成为“北京-保定”城市链上的节点城市。为了提升涿州城市化水平,涿州需要按照“分层+分步”的发展方式,以涿州核心区域为中心向腹地逐渐扩展,在腹地的核心区域内形成“三层次”城市环,同时要构建“米”字形的交通网络,将腹地内的11个乡镇中心地整合在一起。除了要在行政区划内对中心地进行整合,还要在更加广泛的空间内考虑问题,构建“涿州—房山”、“涿州—固安—廊坊”、“涿州—霸州”、“涿州—高碑店—涞水—易县”等城市链,使得涿州能够更好地受到来自保定、廊坊、北京的城市辐射,并通过“涞涞易”城市链传递到保定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