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基地的内涵及界定

建设数字出版基地是政府倡导的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模式，并在各地掀起了建设数字出版基地的热潮。由于国家没有对数字出版基地做出权威的界定，各地又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本文以数字出版的定义为基础，研究数字出版产业的构成，进而探讨数字出版基地的内涵，认为数字出版基地是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和高级阶段，并对数字出版基地做出了界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出版基地的概念。     

“出版”溯源与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

马礼逊、罗存德等人编辑的英华字典对译“Publish”，尚未使用中文“出版”一词。“出版”在近代由黄遵宪较早使用，由日制汉字传入中国。追溯“出版”一词的来源，要考察中国出版活动的演变历史以及中外出版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随着复制技术和出版活动的不断演变，“出版”的概念及其含义也在不断变化。     

元代苏州图书的学校出版研究

元代苏州的学校出版，虽然不是十分发达，却是苏州出版的主力军。官方对出版事业的严格控制，加上科举制度的名存实亡，导致出版事业相对比较萧条，以致儒学出版和书院出版流传至今的图书十分稀少。     

自助出版平台社区研究———以企鹅集团图书国社区为例

随着网络自助出版平台的兴起，由作者掌控全流程的自助出版，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与其他自助出版平台相比，图书国的一大特色在于其线上社区建设。在其他平台上，社区通常仅用于发表一些出版注意事项等，为自助出版服务的辅助模块，但在图书国，社区与自助出版服务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企鹅通过社区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图书国发展的独特模式。     

论中国出版史分期（一）

书籍实现公众传播是出版诞生的标志。中国出版诞生于汉代。汉以前，上千年的先秦官书垄断制度不准公众传播。一直到战国末年，书籍公众传播的条件尚未成熟。从官方政策看，惠帝四年“除挟书律”，正式宣布废除官书制度，第一次公开允许书籍自由流通。从书籍本身看，西汉末年刘向父子领导大批学者校书获得成功，成为书籍公众传播的条件业已成熟的主要标志。根据出版自身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可将中国出版史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秦汉以前，是出版孕育时期；第二阶段，为自汉至唐，是抄本出版（古典出版）时期；第三阶段，为五代、两宋至晚清，是雕版出版时期；第四阶段，为晚清至今，是现代出版时期。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一点思考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一点思考向新阳在我国出版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出版规律的出版体制。建立新的出版体制，突出出版的本质特征，强调出版必须以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更有利于坚持贯彻社...     

出版传播的特点分析

本文通过对出版与大众传播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出版作为传播方式的特点，出版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作用。在此过程中，对出版这一传播方式的独特意义也作了阐述。     

网络出版背景下学术期刊编辑的 角色转变与能力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网络出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网络出版不仅打破了原有编辑、印刷和出版之间的界限，而且对与出版工作紧密联系的编辑角色认同和角色定位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网络出版背景下，学术期刊编辑不仅要在专业技能和职责理念上发生转变，而且要逐渐由传统文字编辑人向出版策划人转变，由专业工作者向市场营销者的角色转变。在此基础上，学术期刊编辑应从坚定编辑职业信念，提高组稿审稿能力；增强社会活动，提升交互协作能力；培养网络出版技能，增强市场营销能力等3个方面实现能力提升     

风险管理在出版企业中的应用

从我国出版企业发展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出版企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并结合国内外风险管理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出版企业自身运营特点，提出了出版企业规避风险的各种途径与策略。     

关于出版“两重性”的对话

关于我国出版业任何重大和基本问题的思考都离不开出版的两重性问题。出版两重性的主要内容是：图书既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种精神产品，出版既要遵循物质产品生产规律，又要遵循精神产品生产规律。我们要区分精神产品和知识产品这两个概念，精神产品只是知识产品的一部分，出版物是一种知识产品而不仅仅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具有两重性，而一般的知识产品不具备两重性，因此两重性是出版的重要属性但不是普遍属性。正确认识出版的两重性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贯彻我国的出版方针：出版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论出版自由与民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当代西方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更便于我们理性地看清其虚伪本质。关于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不管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托克维尔没有考虑到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问题；而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则没有看到维持民主的其他手段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商业化对民主的冲击，过分强调了出版自由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考查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就要对出版自由价值的多元性以及民主基础的多维性做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在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引入社会结构、商业主义和国家主权三个第三变量，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认识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我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

直接影响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包括出版市场的扩容，著译队伍的壮大，知识分子的出版职业化，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商业流通的改善等七项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影响中国出版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合力因子。     

关于繁荣民族出版事业的若干思考

民族出版肩负着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之重任。９０ 年代初开始，受市场经济冲击，印刷品成本增大，人员工资及各种开支的增高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文字图书品种急剧下滑。摆脱困境，使步履艰难的民族出版出现生机已成为新课题。当务之急是民族出版工作者要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加深对出版产业化之认识，用政府的亏损补贴出好民族文字图书，要提高自身素质，强化管理。根据民族出版的民族性、亏损性、国际性等三个特色，民族图书品种少、印数少、再版少、出版费用高、发行费用高等特点和民族图书重点书亏损，畅销书、常销书、赞助书能保本及民族出版社还可出版一批双效汉文书这一状况，制定出繁荣民族出版的思路     

“出版”概念考辨

由于不同语言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出版”一词在中国与欧美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出版”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书籍的印出，二是印出后使之流通，分别强调的是整个出版过程的不同环节，涵盖两种不同的形式。在欧美，“出版”一词只有一层意思，即强调“公之于众”，也就是发行。因此，“印刷”与“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     

图书出版的市场分析与成本构建

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版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图书出版占用的资金多，资本回收难，市场寿命短、风险大。它的成本构成包括稿费、排版费、印刷费、装订费、纸张费、材料费、出版损失费和编辑费用等等。本文在分析图书出版的资金占用和成本构成的基础上，对图书出版中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差量成本、目标成本问题作了简略探讨。     

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研究

总结我国国有出版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就和问题之后，认为国有出版企业改革要借鉴一般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模式，不走弯路。针对出版改革的阶段性，提出了一般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模式、大型出版企业集团的产权多元组合改革模式、中小出版企业的MBO改革模式和股权激励改革模式。     

新时期大学出版：抓住机遇，谋求发展

文章论述了我国大学出版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指出新时期的大学出版事业仍应以学术出版为中心，以管理促发展，实施选题创新战略，并主动与国际出版市场接轨，走联合发展之路。     

图书出版与文化交流

图书出版与文化交流原著日·箕轮成男贾占清译同其他所有的领域一样，在出版界，为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出版事业而举办的研讨、培训又何止百次于次。广义的出版，是指印刷及设计等极有普遍性的技术。就其本义而言，构成出版活动的著作、编辑、出版流通、出版经营、出版劳...     

论我国哈萨克文出版行业的发展现状

论述了我国哈文出版行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较全面介绍了我国哈文出版行业，对哈文出版行业的今后的任务，发展方面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近代贵阳文通书局的教育出版探析

贵阳文通书局创立于维新变法潮流之下，以服务西南文化教育为职志。抗战期间汇集西南地区的知识文化群体促进了文通书局的发展，特别在编辑所所长马宗荣的主持下，文通书局制定了教育出版的宗旨、计划，出版了众多教科书与教育类丛书，为近代贵州、西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战后知识群体的东归，贵阳文通书局的出版优势不再，由此折射出近代教育出版格局的变化对出版机构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