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部分化视角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

文章从农民工的内部分化入手,分析老生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特点及其对社会保障体系,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保险及住房保障、教育保障等具体保障项目的不同诉求,提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应以内部分化为重要依据来分层分类,应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建设,应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应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应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险衔接问题的解决。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诉求：基于社区载体与路径选择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诉求。但总体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重要载体。以社区为切入点,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中,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解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展望——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关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一体化进程。根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和实际归宿的调查分析,尝试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细化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亚群体：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漂泊无根型,而三种不同归宿类型的内部又富有层次区分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宿不仅是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抉择,是社会结构诸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被调查者对归宿仍处于不确定者居多,漂泊无根型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归宿的典型。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价值观及其对子女教育的影响

农民工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数量及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在其组成结构上又出现了代际变化,即占农民工主体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在众多差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价值观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不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更会影响其下一代的教育需求,而我们现存的教育体系能否满足这种需求与变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常态研究——基于AIO量表的调研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1亿人,该群体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研究于2012年对1558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借助AIO生活方式测量量表细分新生代农民工,并进一步研究他们的生活常态。得到以下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成自我矛盾型、得过且过型、快乐生活型、追求成功型和积极生活型5类生活方式各异的群体,这5类群体在人口统计特征、工作、消费、业余生活、社会交往以及未来打算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探析--期望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地方。本文从期望理论角度出发,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分析得出影响其就业培训参与积极性、学习积极性的因素,再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在进行就业培训模式构建时应当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点和个体差异的建议。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展迅速,其在为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面临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消费水平高但劳动耐受力低。二元户籍制度的社会结构,劳动法律制度的缺陷及执法监察部门的缺失,加上农民工自身缺乏社会经验、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新生代虽在城市中劳动却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的福利。由此,应当健全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明确保障对象、内容并统一保障标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强化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运行中的促进和监管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维护自己的社会保障权益。     

基于性别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他们就业满意度的研究,有利于客观反映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山东省894份调查样本,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就业状况的满意度偏低,并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就业满意度低于女性;在就业满意度的各维度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报酬、工作关系、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女性,但在工作环境方面男性满意度低于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性别差异及诉求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媒介之维:立场、视角与方法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深度渗透,媒介化社会日益成为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可忽视的时代语境,传播学也由此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学科视角。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其它学科的对话,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性特征,并立体地展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实践图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以勾连媒介与社会的研究立场、自下而上的底层研究视角、深入日常生活的介入式研究方法,来管窥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在场"和"嵌入",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高等教育回报率测算及比较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实证分析

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提升其群体平均收入以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深远意义。本研究以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与拓展后的明瑟方程，探究高等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增收的效度。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带来的收入回报率为42%~54%；目前，由于诸多因素，接受普通本科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回报率比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目前仅指高等职业专科)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高22%~28%。因此，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关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工程之一，须优化制度设计，贯通其学历提升通道；深化产教协作，夯实其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其从学、就业环境，构建灵活有效的技术技能支持体系，推动形成“国家推动、社会欢迎、个人积极”的“新生代农民工上大学”热潮。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群体。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文化内化不深、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因此,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险模式研究

目前,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重要的产业大军,带来的社会效应同样显著,在社会保障领域尤为突出。在外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上,深圳、上海等地分别出台了地方政策,形成两大模式的同时也供各地借鉴。通过在苏州的调研,根据目前农民工普遍存在的特征,指出了农民工社会保险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城镇社保体系固有的问题、以及外界制度环境的问题,同时认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必须依靠当地经济优势和文化背景优势,以此推进农民工社保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通过对80前和80后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比,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有的验证了过往研究,比如人力资本高、发展型外出动机、频繁的流动、日常消费增加、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等,同时也有新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决策的自主性不如老一代;加班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升迁或遵守企业规定;参与劳动合同协商比例上升,但合同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升高;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待遇得到提高;社会不公平感、被剥削感、被排斥感都不强,甚至对社会不公平的感受要弱于老一代;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学缘纽带更为重要;与老一代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未增强,受侵害比例、投诉率和参加群体性活动比例都无显著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认同自己是工人,但是迁移意愿并不强烈,对土地的认识程度更模糊。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比老一代更向往城市,也并不具有更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通过对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劳动力拆分型再生产模式、精神圈地等概念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形成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简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庞大农民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是否可以在城市中顺利就业,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笔者对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职业培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以帮助改进传统职业培训模式的不足,希望通过创建一种新型职业培训模式,更有效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