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论完善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舆论监督机制之必要 ——从该地区的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性说起

[提要]经济相对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早已比东部和中部更严重。西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为害当地，还会殃及长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严重威胁到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要遏制西部严重的企业污染，必须加强和改善西部环境舆论监督。而要加强和改善西部环境舆论监督，关键在于理顺舆论监督的体制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西部环境舆论监督机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空气质量的省级实证研究

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利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检验中国式分权对我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分权提高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转折点所要求的平均收入水平。支出责任过度下放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充足的财政自主权能够抑制空气污染。此外,中国式分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和科学发展,是改善地方环境质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必要举措。     

中西部经济数据“优于”东部说明产业转移正在加速进行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均快于东部地区，上述四个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1．65％、21．39％、22．47％和21．10％。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分别达到28．62％、36．36％、35．11％和22．08％。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46．44％，同比下降2．04个百分点；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0．2、0．59和1．25个百分点。另外，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均快于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长。从工业经济增速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74％、19．06％、21．41％和15．73％。中部地区增速创造今年以来新高，而东部地区创造近几年的新低。     

R＆D强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对比研究

在引入R&D强度的扩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区域31个省市自治区的R&D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四区域R&D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呈正相关,但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R&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各要素产出弹性相差不大,R&D产出弹性均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R&D产出弹性最低,但物质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今后应继续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大R&D投入并配套相应的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区域发展带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国服务业

利用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我们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及工资差异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以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高0.2%左右,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而在市场潜能高1%的城市中,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平均高0.181%,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不明显。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关。本文还分析了城市层面的其他特征对服务业的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1994—2014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要素的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中西部地区与技术进步负相关,且西部地区负向效应更加明显。这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逐步偏向于创新驱动型,中西部地区仍倾向于要素驱动型。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基于Meta分析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以政治晋升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法宝,但这套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激励扭曲。现今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由于价值取向和数据尺度等的因素,对两者间相关系数的测度结果差异显著,甚至互相矛盾。文章采用Meta相关性分析法对有关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环境质量关系的41篇文献进行研究,降低了计量工具变量对相关性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晋升激励与环境规制,竞争压力与环境污染,竞争压力与环境规制,这4项研究假设均呈正相关。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地方财政支出在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地方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用省际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方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