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

引入中介变量创业拼凑及调节变量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正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创业拼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乡贤返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返乡创业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通过创业拼凑影响乡贤返乡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基于此,建议乡贤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加强创业资源整合,政府加大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力度,以提升乡贤返乡创业意愿。     

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帮扶政策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研究

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加入文化资本,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广西岩滩水电站农村移民样本调查数据,分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三项帮扶政策、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直接或间接对生计结果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不显著;帮扶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还能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善生计结果。今后可以通过优化移民帮扶政策,重点增加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等推动移民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升。     

创业者的三维创业资本研究

探讨三维创业资本构成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的影响,认为创业者人力资本主要影响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初创企业的管理,经济资本决定能否为企业建立以及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则关系到创业有关的各种资源获取。提出创业是创业者三维创业资本的乘法模型,三者缺一不可。认为创业资本是创业者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加法模型,三者之间互为补充并可以相互替代：创业者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先期经济资本投入,而且创业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并最终体现为获取更高的经济资本;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获取与提升,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维护需要经济资本提供支持的同时,使创业者未来以较低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成为可能。     

失地农民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杭嘉湖地区为例

失地农民的职业发展问题是关系失地农民生存发展与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杭嘉湖地区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创业情况较好,创业氛围良好;但同时存在失地农民对总体工作满意度不高,就业稳定性不足,就业创业遭遇"瓶颈",人力资本和技能培训不足,社会资本不足,存在一定的"等靠要"思想等问题。因此,需要重视失地农民的职业发展规划,加大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创新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机制,同时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创业资本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基于陕、甘、豫、鲁农户调查

立足于创业农户,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包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六维度创业资本衡量指标体系,依据陕、甘、豫、鲁四省578份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创业资本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乐观态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与信用社的信用关系、购买交通工具支出、家庭经营性收入、区域内正规金融机构数目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时间、实际获得贷款资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耕地面积、创业者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花费、家人及亲友中是否有村委会成员、人情礼节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否有电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气候变化与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

利用陕西省苹果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与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对苹果种植户适应性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中仅27.90%农户采用果园覆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且户均采用强度为1.51亩;气温变化、降水量是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选择的主要因素,而气温是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采用强度的主要因素;适应能力是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中农业劳动力数量、参加技术培训次数,物资资本中生产性工具及社会资本中合作组织参与对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有显著的诱导作用;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苹果种植面积,金融资本中家庭总现金收入,物资资本中生产性工具及社会资本中通讯费用对农户适应性行为采用强度有积极影响。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大中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现状调查分析（I）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基于此背景，结合对某地区失地农民的120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失地农民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失地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3个因素最终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其中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历程及前瞻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广义扶贫阶段、制度变革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扶贫到户模式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扶贫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在回顾和总结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农民素质偏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提出今后的扶贫模式应逐步由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重点与核心的方向过渡,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培训投资使农民依靠农业现代化增收致富、提高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通过健康投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通过迁移投资完善交通设施、改进就业信息渠道,降级劳动力流动成本。     

社会资本对农民就业转移影响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民就业转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强关系-弱关系、结构洞和社会资源理论分别关注了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同点,而且他们对农民就业转移的作用机理也不尽相同。现阶段,农民通过维护以血缘、地缘为中心的强关系,拓展以学缘、业缘为中心的弱关系,争取由政策提供的公共产品等途径累积就业转移所需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甘肃省14个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与拓展明瑟收入方程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教育收益率整体显著,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递增;OLS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分位数回归显示,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收益率分布段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群体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在农地征用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和部门不按政策规定办事、不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甚至在征地补偿等方面与民争利,导致失地农民失去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生活陷入贫困,影响社会稳定。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必须加强征地管理,规范征地行为,解决失地农民劳动就业;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农村土地经营,使农民变失地为经营土地,让他们能够从土地上得到长久稳定的收入。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作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父代既可以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授之以渔");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直接提高子代收入("授之以鱼")。这一选择主要取决于这两种途径在提升子代收入方面的效率比较,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更是表现出远大于上述两种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经济能力的投资扭曲。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子代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

随着我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多,农户的生计问题目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挑战。很多农户都面临着从单一性传统农业的生计模式向生计多样性转变的问题,这关系着农户的收入和农村各个方面的稳定。针对这一现状,借鉴国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分析方法,结合调查区实际情况调整了具体指标,对成都平原两个村的农户目前的各种生计资本情况、生计多样性指数以及各项资本与生计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的相关性最高这一结论,对农户如何更好地实现生计多样性给予了参考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