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

产业的适时转移不仅是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为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找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最后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承接能力、以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动产业转移、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提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     

产业转移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发展策略

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产业转移对我国欠发达承接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欠发达地区在工业园区建设中存在投入大、产出小,园区建设定位不清晰,特色不鲜明以及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差、规模效益低等现实问题。对此,欠发达地区应围绕产业承接主题进行园区定位、规划,走特色化、差别化路线,打造产业承接、产业升级和产业集聚三位一体的新型工业园区。     

产业转移：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思考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同时也是其承接转移产业的过程。在承接转移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应处理好国际转移产业与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关系及本地区城乡产业转移问题,不断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主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内在诱因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存在的经济级差孕育了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产业转移的积极效应又激励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条件的好转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则使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具有可行性。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内在诱因。     

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研究

产业转移具有优势升级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西部地区能否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关键在于承接能力。西部地区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改善产业转移的环境；发挥承接企业的主体功能，提高产业竞争力；进而提升产业承接能力，发展西部地区经济。     

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生态责任

承接产业转移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时并不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这就要求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履行好生态责任,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尽量减少和避免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的破坏。     

产业转移与承接中的环境伦理审视

产业转移,必将不同程度地附有污染物的转移,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而获得利益的同时,必将承担着相应的环境风险。这似乎是一个难于消除的悖论。本文从环境伦理的不确定性、区际公平、地区形象等方面分析了先发地区产业转移中的伦理畸变,阐述了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因素及面临的环境困境,提出了政府在促进产业转移与承接中应担负的社会职责。     

后危机时代西部产业转型中金融支持问题探析

西部地区凭借其区位和后发优势,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等措施,将成为我国＂十二五＂以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应当根据西部地区省份间的差异化,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各种金融工具在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效、有序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我国中部地区产业转移分析

随着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的加快,中部地区迎来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为此,结合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从东中部产业结构梯度性、生产要素禀赋互补性两方面分析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并提出中部地区应抓住大好机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建议。     

安徽对接江、浙、沪产业转移的优势产业选择

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安徽靠近江、浙、沪等国内最发达的地区,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理优势.江、浙、沪、皖四省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演进的差距是基础,产业竞争力、区域产业相似度、相对产业转移等指标是条件,安徽对接江、浙、沪产业转移应该选择优势产业是方向,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关键.安徽要抓住国外产业引进和国内产业转移加快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首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促进承接江、浙、沪三省市产业转移有序进行,地方政府要有所作为.     

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在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设置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从空间维度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村贫困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高”与“低-低”集聚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农村减贫,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减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有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农村减贫。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减贫。     

渝东南山地区县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 PVAR 模型分析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东南山地区县为例,通过PVAR模型的构建,运用面板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该地区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现状研究--基于产业组织理论SCP框架的分析

运用SCP的理论框架,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政府应从改善现有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入手,提高绩效,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     

东北三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与比较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中国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首先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东北三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将三个省份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说明东北三省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影响,但由于三个省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的影响程度各异,最后按照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北五省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钻石理论构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体系,运用R软件分别建立LASSO回归和Panel Data模型对西北地区的整体和个体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到:1.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主体的协调配合;2.西北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劳动者成本和城镇化建设水平,劳动者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的影响还没有凸显出来;3.西北各省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各省应明确其影响因素.     

汇率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美日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的现实选择

汇率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关系的，汇率波动对低端产品影响大，对高端产品影响小。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低端产品，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应对汇率波动、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唯一出路。通过对美国和日本在处理汇率波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减排效应研究

经济增长通过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本文从结构效应出发,利用1997-2014年重庆市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剧了污染排放,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2)短期内,误差修正机制会弱化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一方面重庆市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保持各项环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协整关系的多指标交叉检验

采用我国1990-2014年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相关数据,通过多指标的交叉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对弹性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戈氏指标”还是 “麦氏指标”都对产业结构优化率及就业结构优化率具有正向的敏感性;第二,在剔除物价因素后,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具真实性,一国的金融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或者敏感性远远大于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选择金融相关率还是麦氏货币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正的相对弹性,即短期内,两者都具敏感性,并以不同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比较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的演进和转换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也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本文阐述了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因素,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影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西部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转换速度以及转换方向进行了分析评价.     

湖南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反之,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利用（（湖南统计年鉴（2001-2011）》的相关数据,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了湖南2000年来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三大地区来看,Z值由大到小的空间演变基本是湘南一湘西一城市群的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梯度推进,表明湖南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基本相悖;从地级行政区来看,14个市州的Z值以娄底、邵阳、衡阳为中心向四周渐大;P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梯度推进相向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湘西地区具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