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业”的三种说法

一说:“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注解:学业) 临近毕业,面对实习,才发现自己好多东西都不会。我学的是大众与新闻传播专业,仅凭一点专业知识已是远远不够的。搞传媒至少应该是个“杂家”或者说“三脚猫”。我学历不高,     

不知道就闭嘴

一篇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文章,突然以“读图时代的快餐文化”为题,批评起“图像主导了文化传播”。作者暗示,现在出版物上的图片很多很好看,实际上这样的刊物就是快餐,上面承载的都是快餐文化。文章一开始,便是引用我在本刊最近改版时“致读者”的话:《新世纪周刊》将“进一步增加了图片的比例和分量”,“将继续发扬用大量图片     

文化维度理论下的游戏出海——以《原神》为例

二次元游戏是游戏厂商纷纷选择进入和布局的领域,但早期的国产二次元游戏存在内容质量不过关、游戏形态模糊等情况,不仅难以走出国门,更难以实现有效运营。《原神》借助唯美画风、有料内容和新鲜玩法,有效实现了对内加强文化自信、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不仅成功“破圈”,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文化维度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原神》的游戏内容和跨文化传播表现。研究发现,《原神》在内容的设计上充满开放性、多元性;充分活化游戏的娱乐性,促进游戏的可玩性;形成“目标受众”“针对传播”“强化连接”三步一体化传播战略,打造传播场域;做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内对外传播两相同构,实现“优秀文化走出去”“有效传播有内容”。     

论晏几道的歌词自我传播

晏几道有浓烈的歌词传播意识,其歌词传播以“自娱”和“叙怀”为目的,有效地择取了歌妓口头传唱与书册传播并重的歌词传播方式,拓宽了歌词传播的时空域界。这得益于其对一己歌词传播的有力操控,《小山词》在当世与后世皆影响非凡,且现今的《小山词》保存完好,讹阙较少,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便利,不失为歌词自我传播的成功典范。     

读《诗》札记

王事教我(《坤凤·北门》) 王力《古代汉语》(以下省作《汉语》):“敦我和适我同义。”“适我,投给我。”按:《汉语》不用毛传训敦为厚,是对的。但从郑《笺》释为投掷,依然不对。据《经典释文》韩婴是训敦为迫的。又《常武》“铺敦淮濆”,韩亦云:“敦,迫。”敦训迫,义顺。《后汉书·韦虔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逼与迫     

香港《译丛》的“聊斋故事”英译研究

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在近30年间(1980—2008)先后四次较为集中地翻译了15则“聊斋故事”(含一种“聊斋俚曲”选译),学界对此鲜有关注。《译丛》十位中外译者翻译的“聊斋故事”旨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与历史文化。《译丛》“聊斋故事”的翻译去“讹”存真，忠实于原作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内涵，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积极探索。《译丛》的“聊斋故事”选译在《聊斋志异》英译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从《铁流》图到《引玉集》

《铁流》图的来历和传播《鲁迅日记》一九三○年九月十日载:“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板雕刻集》(二至四)共三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最初阅读至此,心想鲁迅在日记中很少有这样的涉及时政的记载,而今如此特书反动派的“德政”,显然是对“彼辈”非常憎恶,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又发现,这则日记     

我的“一分钱读书社”

今春本刊接到“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赠刊名单,发现福建省武夷山市下岗职工左国栋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分钱读书社”已经入围。目前,“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已发展到37家。在强手如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团、河北存瑞中学、韶山市图书馆诸多阅览室中,“一分钱读书社”显得弱小又伟岸。当年．我刊总编辑夏欣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曾报道过《“一分钱读书社”传播先进文化》,如今我们依旧关注着它……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基于《每周评论》的审视

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史上,《每周评论》作为“五四刊物的先锋者”,是早期在中国播种社会主义的关键性报刊之一。深入研究《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史实,从《每周评论》的背景逻辑、传播逻辑和价值逻辑入手,考察其议程设置的宣传艺术,引导社会心理进行思想宣传的手法和利用学理争论传播主义的技巧。以此梳理《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为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提供历史借鉴。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三鹿奶粉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

选取《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对“三鹿奶粉”的报道为新闻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新闻文本的内容要素进行总结与归纳,发现《人民日报》的报道主要展现了“健康中国”、“政府负责”、“各方满意”的媒介形象,而《纽约时报》则相应传达了“问题中国”、“政府无力”、“民众激愤”的信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报纸的一贯立场及受众的“固有观点”有关。在传播速度日趋快捷的当今社会,一方面,要引导受众正确对待外国媒体的报道,另一方面,也借鉴外媒的长处,改进中国传播主体的话语方式,提高传播效果。     

论对堺利彦的思想评价问题——与滕颖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发表了滕颖同志的《试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堺利彦》一文闹卸詧宓乃枷敕⒄构碳霸诟鞣矫娴墓毕鬃髁吮冉舷晗傅难芯俊W柿戏岣?并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使我很受启发。但我对文章中提出的堺利彦“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早又好”、“走上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等评价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进行商榷。首先,堺利彦“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早又好”的笼统说法是不够合适的谡饫     

论文学传播中的纸贵现象

“洛阳纸贵”指左思《三都赋》经过名士序注后引起传抄热,名士品评加速《三都赋》的传播,即便是左思冒名自注也能达到竞相传抄的效果。“都下纸贵”指通过摹拟比附经典作品《二京赋》《三都赋》而产生的传播效应,摹拟京都赋导致千篇一律的问题也很严重,不利于文学的长期健康发展。“衡阳纸贵”是杜诗传播产生的文化叠加效应,文人墨客以衡阳纸写春兴诗,导致市面上的纸价上涨。“衡阳纸”“衡阳雁”的时空迁移使得“衡阳纸贵”具有伤春惜时、思归怀故的文化传统。     

苛求:一种贵族式的学术清谈

近来,对于“改革文学”存在着“模式”的批评呼声高了。文艺沙龙里耸人听闻地传播:改革者形象塑造出现了“危机”,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首一大批获奖的改革小说是“同一模式”的代表作。也许由于爱之愈深而责之愈严,也许是恨铁不成钢,但我觉得批评者们     

批评诸学,熔铸百家——论吕坤的“学以自得为宗”思想

古往今来,凡是在学术上有创见的人物,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明代思想家吕坤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他治学不株守前人门户,公然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我只是我”突出了吕坤的个性特点,也是他治学独立性的宣言。 在学术上要有独创性,必须坚持“自得”,并敢于打破传统和不迷信权威,吕坤反对为学“蹑着人家脚跟走”(《问学》,《呻吟语》卷二),甚至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呻吟语》卷四),他批评一些学者“循弊规若时王之制,守时套若先圣之经”(《修身》,《呻吟语》卷二)的守旧抱残的行为,高唱“宇宙内几椿大事学者要挺身独任,让不得人,亦与人计行止不得”(《修身》,《呻吟语》卷二)。     

新兴传播模式兴起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重构研究

三网融合带动了传播技术上的多重变革,推动了新兴传播模式迅速兴起,“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划分已经不能完全涵盖日益涌现的传输手段,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日臻成熟,需要立法层面予以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称《著作权法》送审稿）仍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通过分析“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特征及其区别,考察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以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模式,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对中国的立法路径与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网络与移动等新技术通过采集用户历史数据和分析用户偏好从而推送相应的信息,形成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美国、欧盟及国际上的相关法律条约通过“向公众传播”概念的解释补充,以及技术中立的立法路径对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规制;中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仅规范“交互式”传播行为,忽略了对新兴传播模式的规制,应在原有“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的规定,进而实现既有法律规定向“向公众传播权”的过渡,为新兴传播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法理支持。     

试论《红岩》文本的传播效果

《红岩》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文本,其母本和“延伸”/衍生文本流传十分广泛,构成了较为完整而且发达的传播系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从历时性角度考察,《红岩》文本的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60年代、“文革”结束至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点,其传播效果从总体上说呈下滑趋势。     

“聊乐我员”新释

《诗·出其东门》:“聊乐我员”。《释文》:“员音云,本亦作云。”按:《辞源》、《中华大字典》、一些《诗经》释注本均将员字训为“语助词”,全句的意思是:“使我快乐呵!”那么,员字究竟应不应该训为“语助词”呢     

《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早期传播考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就推出了五本《资本论》经典诠释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论解说》《马克斯经济学原理》《通俗资本论》。考察这五本经典读本在中国的出版和早期传播情况可以看出,作为“早期传播”的文化载体、物质载体,《资本论》经典诠释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树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帜,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