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化、归化的优势看文学翻译

鉴于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所发生的论争，文章从多种角度分析了异化、归化各自具有的优势，旨在说明文学翻译中应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取长补短，相互为用，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     

取长补短 相得益彰--从归化、异化谈翻译技法

翻译界历来对于在翻译中是使用异化法还是归化法有许多纷争 ,然而各翻译家在各自的翻译理论表述中又都无法否认异化和归化在翻译中互相不能取代的作用。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异化和归化在翻译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分析 ,认为无论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缺的翻译方法 ,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译者所应采取地科学态度。     

浅析英汉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策略

该文以文化转换为视角介绍了英汉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产生的背景及内涵。从文本角度和文化角度来看,“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都各有所长。在翻译实践中,该文进一步探讨了异化与归化策略选择的度的处理原则及二者的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     

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是翻译伦理讨论的重点。归化与异化之间不应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与道德／不道德的翻译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在不同的翻译背景下，二者的伦理性质可能会相互转化。只有在这两种翻译策略相结合时才能产生真正道德的翻译。     

异化归化再探析

异化与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它们之间的争论存在已久。对异化、归化的渊源、两种方法之所倾向进行了论述,并通过具体的实例讨论了二者对翻译的积极意义及其它们自身的局限性。预测了异化、归化未来的发展趋势。     

论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

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语际转换问题。而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和以源语为归宿的异化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文章从归化与异化的含义出发,介绍了中西方归化与异化的基本观点,并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分析了具体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处理,最后指出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相互补充。     

英汉文化差异与习语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归化与异化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极端的归化或异化都不成其为翻译 ,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寻求两者的平衡 ,把握好“度”的问题。讨论英汉习语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归化与异化的内涵 ;②归化与异化的基本依据 ;③归化与异化受语用环境的制约。     

文学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爱玛》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翻译策略。在翻译理论界,对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的激烈争论中译者各执己见。近年来,译论界多数人认为,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要相辅相成。以《爱玛》的两个中译本为例,从归化和异化角度,对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印证文学翻译应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有机地融合起来。     

英汉文化差异与习语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归化与异化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极端的归化或异化都不成其为翻译，翻译过程中应尽可能寻求两者的平衡，把握好“度”的问题。讨论英汉习语翻译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归化与异化的内涵；②归化与异化的基本依据；③归化与异化受语用环境的制约。     

从《浮躁》实例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和异化在文学翻译中常为讨论的焦点。归化和异化哪种策略更能体现"忠实"准则也一度引发争论。通过对贾平凹作品《浮躁》英译本Turbulence中运用归化与异化的实例分析,可归纳出,在运用归化时,不能使目的语读者感到源语中也有具目的语文化特点的东西;运用异化时,更不能不顾目的语读者是否了解源语文化,只为保留原文的信息和风格而使译本背离受众。将归化与异化结合起来,发挥二者的辩证连续体关系,才能忠实于原著并尽可能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创新

当前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内质意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厘清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来龙去脉、发展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启发和指导实践政策的制定。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实现“所有的人富裕”的合规律性设计;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质是社会财富共享,出发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前提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保障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遵循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基于现实国情辩证把握共同富裕内涵特质,在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突出共享的特征; 中国实践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和适度差距的统一,是共创财富和共享财富的统一,是远景展望和分步实现的统一。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悲剧精神的正义论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对周原甲骨文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归结,提出了其爽劲奔放类、严整劲挺类、萧散简远类、烂漫恣肆类、写意流便类的五个艺术分期;认为周原甲骨文应出自于周人之手且横跨了殷商、周两个朝代,而萧散简远类则可能成为殷商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分水岭;从契刻工具,书、刻的关系与涂朱、涂墨,契刻刀法与契刻笔画次序等方面探讨了周原甲骨文的契刻技法,并对周原甲骨文的用字与结字、章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自然书法观"的确立、"草甲骨文"的创造、萧散简远、烂漫恣肆、写意流便新的审美范式和微雕艺术的开创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应有的中国书法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