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环境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相应的解决途径也有不同。为了解决因外部性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认为应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由政府通过补贴或征税来矫正市场价格结构、影响和控制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以消除外部性。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还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和合并的办法。政府直接管制应该主要适用于无法计算税负的情况下,对污染生产企业进行强制命令,确定其排放标准,监督其排放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     

环境管制: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对传统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活动外部性根源及消除途径的思考比传统发展观更深入、思维的空间更广,从而丰富了环境管制的内涵,同时也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有效管制提供决策参考。     

构建服务型政府 优化西部地区行政服务环境

政府管制过多,服务太少,这是西部某些地区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只有彻底变革和创新政府理念、制度、体制和管理方式,推动政府实现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根本性转变,才能优化行政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基于政府管制视角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

企业是政府管制最主要的对象,对企业的管制是政企关系的一种形式。通过对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的研究,分析了政府管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出政府管制应在无损于社会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和促进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环境管制：两种发展观视域下的比较分析

对传统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环境管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活动外部性根源及消除途径的思考比传统发展观更深入、思维的空间更广，从而丰富了环境管制的内涵，同时也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有效管制提供决策参考。     

金融管制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在管制环境下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部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鉴于银行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政府往往会对银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其目的是降低系统风险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管制和管制者的存在对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引入了管制者(政府或专门机构)而使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结构和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管制改变了银行外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功能。我们的结论是,管制是影响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简单地把银行等同于一般性企业加以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随着银行管制环境的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将出现“治理缺口”,并加大银行部门的系统风险。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管制的外部性分析

政府管制是政府组织提供的一种公共商品,因此政府管制对企业具有外部性影响。而政府对企业管制的终极目标是模拟完全竞争,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意义的管制均衡,本文就是想从企业外部性角度分析政府管制的边界,从而寻求消除政府管制负的外部性,以建立良好的政府管制体系。     

政府环境管制的转变路径研究

由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正面临着政策转型,即由环境管制到环境治理的转型。由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形成决策并参与管制的实施,分担改善环境质量的社会责任与成本投入,使环境管制实现由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单向度“管理”向公私部门以及社会上其他行动者之间多向度“治理”的转变     

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以我国煤矿企业生产安全的政府管制为例

作为一种社会性管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的方式、手段、程序、范围和内容等方面应有所不同。建立适合我国的政府管制制度应着力解决基本问题。在煤矿企业,要促使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实用和可操作性的管制立法;加大市场准入管制,遏制乱开乱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作为政府管制的主要任务;建立规范的制度环境,从降低政府管制成本,提高管制效率入手进行改革。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环境规则与经济权利——《京都议定书》中的法律经济学理念

《京都议定书》既是一个"环境规则"公约,也是一个"经济权利"公约。它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价值追求、环境义务、经济权利、国家主权、利益分配等问题置于一种灵巧的制度安排之下,其视野远远超越了环境法律而触及到诸如产权关系、交易成本、效率最大化、市场均衡等经济学原理和内容,实现了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律的对接,是法律与经济学"优生优育"的结果。     

成本管理的新领域--浅析我国企业环境成本控制

本文针对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矛盾,从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角度,论述了环境会计逐步成为企业会计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了环境成本控制的作用和方法,并对加强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环境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没有考虑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更多关注人身与财产利益,忽略对生态利益的保护,不利于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在绿色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刑法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导向,注重对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文章对实现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对完善我国环境刑法提出了几点建议。     

现阶段我国环境道德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道德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针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道德建设的相应对策,即开展多渠道环境道德教育;充分发挥环境法律法规的制约作用;落实环境道德责任;推动环境道德建设的社会实践;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等方面重点抓起。     

我国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企业的经济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会计行为如何反映企业经营行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课题。对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总体披露情况普遍不佳并缺乏主动性,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既不健全也不规范。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并建立完整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     

我国环境管理的经济策略选择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在运用传统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环境管理的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对环境管理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通过经济手段,如收费、补贴、税收等改变人们的相关环境费用和效益,使外部环境成本内在化,以加强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西安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与分析

为有效监测、控制环境污染,保护城市环境,采用市场价值法、修正人力资本法和工程费用法等估算方法,对2002年西安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测算评估,通过各项指标和数据分析环境污染状况,给出西安市因大气、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结果。结论认为,西安市环境状况依然十分严峻,2002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30亿元。城市污染治理和城市环境保护由此成为西安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     

经济约束对城市环境保护的功能及相关建议

经济、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经济对城市建设和环保产生推力，城市建设离不开经济和环保的支撑。当前全球经济处于经济衰退的特殊时期，这种经济衰退的特性之一是产生经济约束，城市建设会因此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环保是否就此松懈？从分析当前经济约束对城市建设中环保的正功能和负功能角度，探讨了促进新能源的利用及新兴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加大对环保政策的重视及扩展政策的覆盖面等促进环境保护的现象，剖析了认不清形势轻环保、经济压力过大缘木求鱼等阻碍环境保护发展的思路和做法，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积极应对迎面而来的经济约束的影响。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