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的唯识哲学

章炳麟的政治、哲学思想随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化而变。章炳麟哲学思想前期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而撰《訄书》、《菌说》、《视天论》等,以阿屯(Atom)、以太为而非精神性"性海"为苍苍然成物者;后因"苏报案"囚系上海,在狱中潜心佛学,推崇法相唯识学,发表了《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人无我论》、《四惑论》、《俱分进化论》等,建构了其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从章炳麟思想演变过程中,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化过程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章炳麟的基本立场是会通中西,西为中用,他早期吸收西方阿屯(原子)说,以充实中国天的学说;他接受西方进化论,而改造为俱分进化论,并根据现实社会人生的苦乐、善恶的实际,主张苦乐、善恶并进;他讲西方的自由、平等,以佛教唯识学和中国传统《庄子·齐物论》思想加以诠释。这种诠释,是中国化的诠释,是在中西文化互动、交流、冲突、融合中,做出了西方近现代思想中国化的尝试,这一点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猴子审判"与自由教育原则

历史上的两次“猴子审判”相映成趣,两者都涉及自由教育原则,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次“猴子审判”借助自由教育原则帮助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美国学校课堂,而新版“猴子审判”却在自由教育原则下试图用“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取代进化论。“猴子审判”向美国自由教育原则提出了挑战,迫使对自由教育原则进行现实反思。     

波普尔的改良主义及其启示

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受到我国哲学界的批判 ,但其中改良主义“逐步的社会工程”理论仍有其合理因素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逐步的改革、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 ,有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猴子审判”与自由教育原则

历史上的两次“猴子审判”相映成趣，两者都涉及自由教育原则，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次“猴子审判”借助自由教育原则帮助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美国学校课堂，而新版“猴子审判”却在自由教育原则下试图用“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取代进化论。“猴子审判”向美国自由教育原则提出了挑战，迫使对自由教育原则进行现实反思。     

法律进化论及其对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传统法律进化论是在对建构论唯理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贬抑理性的作用,从而走向了与法律建构论者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因而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法律进化论”。在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上,应以科学的法律进化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并通过一般条款、判例法和习惯法这些工具,适当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克服法典所固有的局限性。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理性至上主义、旧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文章专门以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有些过激之谈和片面性，但其彻底批判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值得赞赏和吸取的。     

大学精神内涵探析

“大学精神”本质的内涵是大学人持有的或追求他们所认同并自认为理想的且努力传播的价值观及其体系。大学精神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与自由的思想 ,批判与创新的精神 ,为社会追求真理的使命感。大学以创新知识为天命 ,以发现、传播、传授知识为己任 ,它本能地要求大学人具有“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批判与创新的前提条件是独立与自由 ,缺乏以独立与自由为基础的“批判与创新”是异化了的“批判与创新”,独立与自由是大学精神有精髓。大学的“独立与自由”除了来自本身的要求外 ,还来自大学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势力斗争的结果。在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大学人逐步形成了以探索真理为使命的社会责任感。大学为社会追求真理既是社会的要求 ,也是大学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论析——以马克思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为中心

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43年年底,为了回应普鲁士政府的保守政治,布·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把宗教批判进一步拓展为“纯粹批判”,寄希望通过对群众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指出,其“纯粹批判”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或“精神”,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实质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向康德费希特主义立场的后退。鲍威尔通过精神批判提升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一种缺少现实内容的主观主义自由。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实质的意义上增进人的自由,不能寄希望于个体的“善良意志”和“普遍的自我意识”,而是必须改造现代市民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鲍威尔“纯粹批判”哲学的争论,反映了黑格尔的弟子们是向后退回到康德费希特主义还是向前发展黑格尔主义来实现个体自由的差别。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章太炎反帝思想概述

从历史的视角,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分析了章太炎的反帝思想。指出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享有＂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的美誉,鲁迅先生曾尊称他的这位老师＂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反帝思想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具有重要冲击作用,研究他的反帝思想对深入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章太炎“国学”之用探析

章太炎认为国学的功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学的革命反满之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学是革命派铭记种姓和激励革命斗志的武器;二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之重地。章氏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之时,均戮力进行国学的研究和传承。三是塑造国民道德之用。面对清末民初社会道德沦丧的景况,章氏认为国学是塑造国民道德的恒久法宝。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日译西学的吸收及其思想变化

日译西学是章太炎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直接促使章太炎哲学思想向近代转型的最直接的推动力。首先,日译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思想是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思想形成的主要思想资源。其次,日译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是章太炎坚定的无神论思想的理论依据。再次,日译西学尤其是柏拉图、芝诺、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哲学理论是章太炎建立以“自识为宗”的新的价值观和新的道德体系的新宗教的理论基石。     

《章太炎书信集》（家书部分）校勘正误

章太炎文献的整理是件非常困难而重要的学术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先生编的《章太炎书信集》,填补了在章太炎书信整理方面的空白,是目前所见较为全面的章太炎书信集。文章把《章太炎书信集》中与汤国梨的信件,与汤国梨编次的《章太炎先生家书》影印本以及章太炎纪念馆所藏原件进行核对,归纳了整理本中的疑问之处,对于点校本主要存在的几种问题,如脱文、衍文、误字、未辨识出的文字以及汉字规范问题,一一进行核对。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焦循文学代胜说论析

焦循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是从属于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他论学主张兼容并包,不据守,同时又看到各家各派的长处;论文则认识到不同文体各有体制特点,给予词曲以充分重视。但在焦循的思想体系中文学并不独立,其存在意义是经学赋予的。在推重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同时,焦循又认为抒发性情的要求是这种创新的根本动力。他忽视骈文,认为它无根底无性情,重视八股文则由于时代的偏见。焦循的思想渊源有自,后来章太炎、王国维又加以阐扬。但焦、章是从思想体系中推导而来,王则是纯粹的文学立场,所以二者之说同中有异,实为两派观点。     

求是与致用--读《訄书》(重订本)学术史诸篇

当代学界对传统学术史的清理 ,很多仍以章太炎为起点。章太炎《訄书》 (重订本 )学术史诸篇几乎可以看成一部简明中国学术史 ,对它的再认识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学术史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太炎。在《訄书》 (重订本 )中 ,章太炎保持着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同时对现实的殷切关注 ,他又借清理学术史而批判现实 ,有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这两方面使其学术史研究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面貌。     

张澜与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合作的态度。他呼吁和平民主,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督促国民党做出让步,力促和谈成功,同毛泽东密切交往,默契配合,在政治上、舆论上给共产党以明确支持,为推动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由亲共逐渐走向了联共。新中国建立,张澜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应当说他这一政治地位奠定于重庆谈判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