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垣曲商城遗址与“汤始居亳”之历史地理考察

偃师商城遗址为夏商分界线,是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共识。但“汤始居亳”在哪里?商汤从何处迁至西亳偃师商城,有各种说法。从考古和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地方史志考察,“汤始居亳”应在山西垣曲。垣曲商城遗址时间早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商“汤始居亳”,“亳”的名称是因该城址位于亳清河岸,完成灭夏任务后,才迁西亳偃师商城,后扩大其亳邑为郑州商城遗址。     

略论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

关于商汤灭夏前曾居和灭夏后复归之亳的研究是先商和早商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综合分析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和商汤灭夏前后的历史背景,可证明郑州商城应与商汤灭夏前所居和灭夏后复归之亳无关.而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大师姑夏商城址不仅是一座具有夏代和早商遗存共存的城址,而且该城在夏代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遭到破坏,后又在商灭夏前后修筑了大型防御设施.这些考古发现与商汤灭夏前所居和灭夏后复归之亳的文献记载十分吻合.     

商汤都亳（或西亳）在偃师商城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资料和民间传说,商汤之亳都（或西亳）在偃师商城。伊尹放太甲的桐宫在偃师商城之东的唐代约20里处。郑州商城的上限（即城墙的始建年代）比偃师商城为晚,下限（王都的废弃年代）因为在二里岗期上层的白家庄期尚发现三处国宝级的青铜器窖藏坑,说明王都的废弃是在白家庄期之后。结合文献记载,郑州商城只能是仲丁所迁的都。所谓的“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性质之我见

偃师、郑州商城发掘资料公布后，有关其性质（即政治地位）问题，学术界争论异常活跃，而形成了“西亳说”和“郑亳说”。根据文献记载和两城的始建年代，难以究明两城的性质。笔者通过对两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商王朝与其它民族的政治态势、两城宫殿规模的比较，确认偃师商城是商汤在灭夏建国初期的亳都，郑州商城则是拱卫都城的军事重镇。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由于征东夷的需要，仲丁始将都城迁到郑州商城。     

亳菊啤酒抗氧化性研究

运用FRAP法、DPPH法、ABTS法和·OH清除四种方法研究添加不同浓度亳菊提取液对啤酒体外抗氧化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毫菊提取液能显著地提高啤酒的抗氧化能力，对DPPH·、ABTS＋·和·OH的清除效果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在保证啤酒质量、风味的前提下，添加2～4g／L亳菊提取液最为适宜。亳菊啤酒抗氧化性研究表明了毫菊啤酒具有较强的保健功能，为亳菊啤酒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盘庚迁都来龙去脉之推断

与盘庚有关的商都,文献材料主要有奄、邢、亳、殷等,考古发现至少包括洹北商城和殷墟.研究发现,盘庚既非直接从邢都迁往殷地,也不是直接从奄都迁往殷地;在盘庚为王期间,经历了从奄迁"河南"之亳(郑州商城)、又从河南之亳迁往殷地两次迁都.其中第一次迁都可能与阳甲时期商王朝国势变衰、盘庚意欲振兴商王朝有关;长期洪水泛滥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是盘庚第二次迁都的主要原因.郑州商城的发现表明,这里不仅是商汤之亳都所在,而且整个商代前期该城并没有被废弃,而是作为主要的政治中心一直存在着,故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应为此地.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殷都位于今安阳西北郊一带是毋庸置疑的.洹北商城发现有大型城垣和宫殿区遗存,性质为商代都城无疑,其年代与盘庚迁殷的年代及小辛、小乙的年代相合,故其为盘庚所迁殷都的可能性甚大.殷都经历了由"盘庚之殷"(洹北商城)向"武丁之殷"(小屯殷墟)之变迁.从洹北商城宫殿区普遍存在烧土块堆积、小屯宫殿区临近洹河而建、宫殿区及周围开挖有多条水沟等现象推断,"盘庚之殷"被废弃的原因与武丁初期的一场毁灭性的火灾有关.     

辽河文明与"红山古国"和"燕亳方国"的文化反思——浅论辽河文明在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

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方国)时期辽河文明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红山古国文明"在中国北方文明起源中具有先导性的文化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相当夏商和西同初期,但不是先商之源,而是北方多元中心的先秦"燕亳方国"文化.辽河文明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总体格局中的一元.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依据对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考古调查和出土物的整理,可认定郑州商城建城年代早于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是汤之毫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偃师商城是商人为镇压夏人而建立的规模较大的军事重镇.     

河南历史文物丛谈

偃师二里头——汤都西亳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汤灭夏桀,正式建立商前,都于亳。《书序》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也说:“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商汤的先祖早已居亳,有很长时间了。亳都在哪里呢?在我国古文献中,众说纷纭。     

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

近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已经探明西、北、东三面城墙和七个城门,城内发现二座宫城和十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纵横交错的大道和木石结构的排水设施,这些遗迹表明这里是一处都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发现,是我国商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引起了学术界普遍重视,大家正在围绕着该城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进行讨论。目前基本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偃师商城“应建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