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礼俗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老年协会调查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如何更好地发展老龄事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文章根据社会组织的社会性这一思路,在借鉴传统“礼俗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对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从逻辑上探究“礼俗社会”对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原动力价值.鉴于乡土社会“礼俗性”的重要特征,文章注意到农村老年协会作用的实现是建立在中国乡土社会基础之上的,且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又有正负之分;尝试在费孝通先生规范的礼俗社会角度下,探讨当代中国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问题,并藉以阐述农村礼俗社会传统对农村老年协会运行的重要影响,以探寻农村老年协会建设的新思路.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限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合作治理理论证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可能性;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发挥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并将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及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能力、扩大公民参与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然而,囿于不健全法律的体系,较为低下的政府服务合作管理能力以及志愿失灵等因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功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之一,是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作用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功能分化,市场和社会相继从这种"总体性社会"中分离或成长出来。相对于市场领域的分离和经济组织的成长,社会空间的扩展和社会组织的成长出现得更晚,发育得更不成熟。当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组织已经成为吸纳就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建立的主导力量;而在社会领域,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发挥远不充分。本文从社会建设的理论视角,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行动逻辑;分析社会组织的功能。本文的主要结论是随着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此类组织必将发挥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乌蒙山区农村社会转型与基督教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强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密切联系到农村中新老价值观的碰撞、调适、整合,联系到社会转型。这当中,宗教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系统,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都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力量与资源。宗教、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协调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成为了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重点考察苗族信教群众聚居村寨,力图把握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中,基督教对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各种影响,实事求是地提出“整合社会既有资源,发展农村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论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关键问题。文章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仍处在如何从早先极端政治化的“全能国家”与“全能政府”中“侧生”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独立的“非政治化”领域的阶段，即由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全能政府”为搞活经济不断让利放权、自主限权，收缩权力触角并让渡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世俗活动空间。只有逐步摒弃并祛除由来已久的“人治”和“官本位”传统，依靠制度法治建设压缩政府权限，维持把握市场与政府行为的边界，中国市场经济才有可能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乡村建设、社会质量与政府角色北大核心CSSCI

现代性的不断渗入,传统乡村社会趋于解构之迹象,然其新的村社结构尚未健全,乡村社会建设面临现代性的反掣困境。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演变轨迹映射出"社会性"的主体功能,彰显出了追寻乡村社会质量的时代特征。社会质量理论意在诠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动力,凸显"社会性"的主题。而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建设无疑会助推传统乡村建设模式的解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处理好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体关系,以期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在此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有限"角色之作用。将提升乡民社会福祉为导向的社会质量嵌入到乡村社会建设,益于建构出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乡村社会,显现建设"美丽乡村"之可能。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内核分析:以社会资本为视角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追求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充斥在三大社会治理主体内部的关系约束及互动需求成为目标达成的制度要素。以社会资本为视角,可以窥见在中国三大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及社会网的建设存在着内隐与缺陷,成为社会发展的软肋。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需要通过治理主体彼此的关系构建以及信任产生来维持一种协同上进的状态,有效将组织周围及内部的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形成一种内外合力,将组织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生产力,推进社会的协同治理之路。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社会性与国家性

对广州老城街道中三个典型社区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观察表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呈现一种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交融及互动的状态.这种交互状态已不是传统中国"国家消融在社会"当中的交互性,而是某种"新传统"中社会驯服于国家的交互性.在当前主要由国家推动的城市社区建设当中,社会的力量仍然弱小,自组织的道路仍很漫长.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且国家性强于社会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     

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

社会慈善或社会救助,是中国宗教发展和进入社会的唯一路径;而中国宗教最能实践的,就是灾难时期的社会救助及其公益慈善事业。在此路径之中,中国宗教亦获得了它们应有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相应地构成了中国宗教进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若干模式：救助式社会救助、指令式社会救助、交换式社会救助和特殊式社会救助。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功能。所以,中国宗教虽然能够适时地进入社会,以其独特地意义系统、服务方式和民间组织,进而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社会自我服务,发挥出它们应有的社会协调功能。但是,如何把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服务模式,建构为一种＂社会建设的行动单位＂,而不把中国宗教的社会救助与社会公益服务,局限于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与咨询,或者是局限于一些财物的捐助。就此而言,中国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应当是把财物的捐助行动与社会的重建整合起来,最终建构一种新的慈善理念——＂社会慈善＂,以真实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

从基层创新社会管理是社区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社区需求膨胀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创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社区制.然而,从社区建设的目标来审视,社区仍然存在多元管理主体发挥作用不够、管理方式以强制为主等问题,创新成为必然.“三社”意味着要发挥社区平台、社会组织载体及社会工作者生力军的作用.“联动”意味着要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释放社区管理的空间给社会,使其成为公民社会的滋生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使其成为社会工作人才成长的摇篮;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强化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经由“三社联动”要从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及政策措施研究:来自广西的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组织呈现井喷式发展,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但“郭美美事件”“中国国学院事件”以及武汉红十字会风波等充分暴露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其公信力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强化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合约失灵理论、第三方治理理论等多维理论透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广西社会组织2016—2020年的发展数据为样本,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构建量化模型实证探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研究结论认为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经济增长贡献度明显高于非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最后,在分析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政策措施。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宗教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视角

基督教的公共价值观是一个应当是如何的问题,而基督教的社会性则是一个本来是如何的问题.这就是说,一个宗教体系的社会性,直接制约着该宗教体系的公共性,左右着这个宗教体系的公共价值关怀及其社会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结构里,凡是具有社会性的,就应当具有公共性.而这个社会性,即存在于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的领域之中;它的功能发挥,即能使所有的宗教体系呈现出一种现代社会亟需的公共理性,一种发挥在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独立自在的公共理性.     

论我国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救济存在价值性缺失、体制性障碍和资金性不足的三大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是社会救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不全”所致。因此,要改革当前我国社会救济,首先是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的法律法规,其次是解决现实与观念的问题,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济工作中的科学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