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影响非常深远。但是在义务论、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方面,它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义务论方面,它没有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导致当出现多种义务时难于抉择的困境;自然主义方面,它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抹杀了“是”与“应当”二者的区别;整体主义方面,由于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杰出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生态整体主义也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     

H.T.恩格尔哈特“允许原则”及启示 ——基于医患矛盾的对治

医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类对抗病痛和死亡的能力,同时也引发了对其适用性的怀疑,患者权利与医生家长主义成为主要矛盾。H.T.恩格尔哈特针对医生和患者的道德异乡人身份相遇情况,提出了解决伦理决策分歧的“允许原则”,即涉及别人的行动必须得到别人的允许,要通过相互协商建立中立框架来解决争端。不过实现“允许原则”需满足系列条件：适用对象是具备自我意识、理性和道德感的“人”,适用者生活在某一具体的道德共同体内且具备承担共同体道德责任的能力,道德异乡人实施合作必须获得个人允许,而实现的核心条件是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允许原则”对解决我国医患矛盾的启示在于：医方和政府决策者正视患者的意见、倾听患者的要求,努力建立多级医疗保健制度,建立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合作。     

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 “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但是在帝制时代,儒家道德思想被改造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沦为帝制统治的工具,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初衷。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原因,并探讨了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建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意义。     

伦理实在论的现实出路

本文从对道德判断是否具有认知内容这一元伦理学中涉及道德本质的一个核心论争的回答入手,探讨了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两大阵营的重大分野,分析了作为非认知主义表现形态的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的大致立场和内在缺陷,展示了走向认知主义的逻辑必然性;进而描绘了伦理实在论在认知主义中的强势地位,以及作为伦理实在论之不同派别的自然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困境,在此基础上着重阐发了将道德价值视为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共同建构的产物的弱的伦理实在论的核心内容,从而得出伦理实在论的现实发展出路应是弱的实在论的最终结论。     

克里考特对大地伦理思想的修正发展及生态文明启示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以整体主义为主要构建原则，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存在物，试图寻求人与自然理想的共存模式。但由于其过分强调整体的优先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使大地伦理思想的发展陷入困境。克里考特在继承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主要思想的同时，深入思考了其困境的来源，提出两条二阶模式对利奥波德受到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质疑进行辩护。克里考特将“生态系统健康”作为大地伦理学的实践判据并通过“生物圈保护模式”进行实践论证，丰富发展了大地伦理思想。研究探讨这些现代西方的环境伦理观点对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等价交换成为伦理观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物质生活领域通行等价交换原则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等价交换必然会成为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原则。等价交换作为道德原则的要义，是自主自立的主体在与他人、社会的交换和交往中做到平等互助，互利互惠，力求付出与获取相一致，这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道德原则，无疑是合理的、必要的。主张将经济活动的原则与道德领域的原则严格划界的“划界说”是不足取的，在道德建设上也必须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和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做出新的创造。     

当前冷漠文化的救赎之路--重思儒家伦理“仁”字价值观

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现实,探究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价值观念以及解决道德问题与道德危机的措施,从而把握当代中国现实道德问题的关键并提出可行性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对于促进道德建设并服务于“和谐社会”之宏旨,实现“中国梦”对良性正义温暖健康社会之构筑蓝图;对于矫正道德冷漠现象,开展全社会爱心培育工作,倡导人文关怀,通过重思寻求儒家的道德伦理价值,找到道德建设的救赎之路,具有十分显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建设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华伦理导论

本文通过对造成现实道德困境的“道德内因”的分析,指出道德重在建设,必须从当代中国现实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中寻求新的道德增长点,寻求新的道德建设方向,继承借鉴传统美德或西方的优秀伦理资源,创建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现代道德体系──新华伦理。     

当今社会的道德嬗变与道德文化体系的重建

现代中国人正处在新旧道德历史嬗变的社会转型期,新旧道德冲突、道德评价失衡、价值取向紊乱、社会评价系统双重或多元标准,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教育扭由变形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两个文明”的发展。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特征的伦理精神,是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     

战争与爱情之比较及其对伦理学的启示

文章从比较伦理学的角度,对战争和爱情的同异进行了比较。两者在“内在机制和构成要素、过程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非道德主义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群体性与个体性、情感基础、持续性与发展趋势、遵循的具体伦理规则或原则等”方面有很大差异。通过对这两个看上去相距遥远、同时又有极端性的领域进行比较,对伦理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在伦理学研究中应注重道德原则具有的相对确定性、道德原则的适用范围、道德原则的历史文化性等,并对战争伦理学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强调人道主义战争伦理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论检察绩效考核的制度语境与转型逻辑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中国梦”内涵的哲学考察

随着十二届全国人大的闭幕,习近平总书记九次提到了"中国梦"。使"中国梦"一词正式进入官方语汇并迅速走红,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梦"的深思。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该文兼顾两会内容及我国国情,从哲学视角出发,多层次、全方面地阐述"中国梦"的内涵。对"中国梦"内涵的正确解读,既包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论“义以为上”的价值根由——基于宋明儒家的视域

讲天道、重义理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特质。宋明儒家以天为本,通过天人合一的义理构思方式来说明道德价值的合理性,这尤其体现在对“义以为上”价值原则的辩护中。他们从天人相通、天人相别、天人相宜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说了“义以为上”的道德形上根据、内在根据以及实践根据,展现了以公正为内涵、以中和为基础、以道德实践为归宿的道义原则,彰显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义理特色。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标准与策略——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具有特殊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和“互惠”,忽视或破坏这两个原则,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和文化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小农的反抗是“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的革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微反抗,包括行为层面的和象征性符号层面的,有其自身逻辑和意义,并影响着日常政治的运行。斯科特的研究堪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对当今农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道德如何内化进法律制度--基于对《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的思考

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增设了诉讼欺诈罪,再往前,针对恶意诉讼,2013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第13条中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进来、在第112条中规定恶意诉讼。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学界关于恶意诉讼的规制手段讨论的回应,学界一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宏观上加强道德教化;中观上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微观上制定相关法律规则。以时间顺序观之,对恶意诉讼的规制手段很好地展示了道德内化进法律的具体操作过程,这一过程似“漏斗”般将道德过滤：道德教化暗涵了对人性善的假设,而对人性的假设是法学研究思考的重要逻辑起点;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体现;法律规则通过对道德问题类型化、“拆分”以及逻辑化处理来间接实现道德法律化,从而也使得法律产生强制力。“漏斗”过滤的结果,即被转化的道德要求已经是形式化和技术化了的法律规则。     

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被保险人因“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之损害——评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12年度保险上易1判决

此件系争事故发生既出于被保险人之故意,则依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9条第2项但书规定,损害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故意者,保险人不负保险责任。然此件被保险人复主张,其接受捐肝手术之行为,乃为救助其夫,虽出于故意但属“履行道德上义务”,依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0条,保险人对于因“履行道德上义务”所致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根据英美法上的“公众良心标准”,此件被保险人捐肝救夫之行为,其故意行为乃造成身体之伤害,而其欲成就之利益乃救助丈夫性命,两相权衡,其欲成就之利益显大于因故意行为而造成之损害,故保险人应负理赔之责。     

是封建复辟还是价值传承--基于“夏俊峰”案的“存留养亲”制度分析

“存留养亲”制度自北魏时期开始出现在封建法典之中,至清末修律时方得废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该制度中所蕴含的“孝”的观念及人文主义精神对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常起到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存留养亲”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制度已不能为我国刑法所适用,但该制度中蕴含的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对我国“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特殊时期出现的部分矛盾的缓解,对人伦道德的价值追溯均不无裨益。这也为我国刑法合理的借鉴或吸收“存留养亲”制度提供了基础。当然,刑法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吸收与借鉴也要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可适用“存留养亲”的死刑犯人也要制定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