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民主化进程

政治的民主化 ,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一个由众多独立、自主的社团所组成的多元社会 ,是民主制度建立、巩固的关键性因素。市民社会不仅可以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社会制衡 ,也可以从其他各个方面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一个社会走向先进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构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基本思路

理性化的国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后发现代化道路成败的关键所在,只有在与市民社会的均衡结构状态中,国家权力才能受到有效制约,这就是当代中国培育市民社会的深远意义所在。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确定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基本思路: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思想前提,以互益型社团为现实起点,在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中走向发展和壮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中国化初探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加之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传统单位制度受到了冲击,行政依赖性减弱,社会团体蓬勃兴起,各种公众舆论空间也得到了较大拓展。在中国,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模式,规避公民社会带来的危害与风险,构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将成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从古至今依次被赋予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的内涵.葛兰西与哈贝马斯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代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型,同属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他们将市民社会界定为社会文化领域,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视市民社会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与理论诉求,他们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人手,剖析了西方现代性进程,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市民社会又是承载现代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地;由于市民社会内蕴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必须超越"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并且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内容,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明确将市民社会纳入经济基础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人类解放是超越市民社会的途径.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在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上才能维持其合法性与持久性,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政治国家.     

论社会冲突的演化及消解

从范畴上看,社会冲突可框定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状。对社会冲突的化解自然不能简单囿于微观利益维度,而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入手。哈贝马斯倡导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载台与机制。塑造这一载台就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合理界分,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实现权力间的良性交互,促成社会冲突的消解。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论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培育

摘要：市民社会理论虽源于西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主体的形成等因素的出现,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我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就要破除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发展经济和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要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的市民社会意识以及文化系统等方面努力。     

公民社会与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一个外在于国家的由众多独立、自主的组织、社团所组成的多元、开放、参与的社会,是民主制度建立、巩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公民社会不仅可以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社会制衡,也可以从现代公民培养、民主价值追求等其他各个方面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社会走向先进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     

我国虚拟社团的兴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

网络时代,虚拟社团大量兴起。虚拟社团相对于现实社团,有超时空性、会员的匿名性和流动性强、无中心平面化网络性结构、自治性强等特征。虚拟社团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表现为安全阀的功能、沟通和制约功能、组织社会、促进社会公益和丰富文化生活作用;但其也有消极的一面,是网络群体极化的策源地和发动场,会形成违法犯罪组织,甚至非法组党结社,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虚拟社团的引导,发挥虚拟社团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规避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虚拟社团的管控,要防范和打击利用虚拟社团进行违法犯罪,甚至非法组党结社危害国家安全。     

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冲突及协调

信息技术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各国家联成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虚拟社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在国家安全、集体要求、个人交往方面诸多矛盾和冲突。文章从形成虚拟社会系统的主体、客体、交互方式三个侧面提出了协调的设想,以促使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都处于良性运行状态,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美好家园。     

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黑格尔与哈贝马斯——基于“需要”问题的分析

黑格尔从经济维度界定市民社会,将其理解为“需要的体系”,开辟了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现代模式;而哈贝马斯则从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视其为“话语交往织构的社会文化体系”,一举实现了市民社会研究的现代转型.二者都从“需要”问题切入对市民社会的探讨,然而,由于所立足的哲学范式与时代背景不同,他们虽然都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但是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市民社会的限度、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市民社会等问题上的理解上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哲学效应

与市民社会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相适应,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亦是在16－17世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从马基雅维利到洛克的200多年里,近代市民社会理念所悄然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从国家理念向社会理念、从君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倾斜,而这种变化背后更深刻的内容则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专制与自由、政治与经济由原来的高度重合走向相互分离转变的趋势。得益于这种历史转变,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才能够在18世纪的裂变中大踏步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的聚变中走向综合,由黑格尔开创的社会政治哲学也才在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中被改造成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     

“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与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态诉求

日益脱离政治国家获得自主、独立的市民社会,因它过分理性化、个体化、差异化以及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契约性”社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要实现对其自治功能限度的超越,不在于重新恢复传统政治国家的统治,而在于建立与市民社会良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因而,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性分析“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及其可能的超越途径,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