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常州商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常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商会不断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欠缺,法人机构不健全,政府与商会职能不清,商会的代表性、自律性、服务性和协调性都存在不足,商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常州商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常州商会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健全法人机构,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推进商会秘书长职业化,对异地商会与行业商会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等。     

组织的镶嵌、链接和整合--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个案分析

地方商会作为专业市场中协调外地商人和当地政府、市场、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作者引用社会资本理论,用镶嵌、链接和整合三个概念来说明商会的形成和发展,并以中国轻纺城的地方商会为例加以论证,并从制度规范角度,结合社会资本,探讨了中国地方商会改革的方向.     

商会自治的基石:商会自治规范研究

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商会自治规范是制定法的基础和必要的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制定法;商会自治规范主要包括商会组织规范、行为规范、惩罚规范以及争端解决规范等;其效力仅及于其内部成员;商会自治规范和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但也存在整合的基础.     

跨地区民间商会协作的思考——以粤港澳三地为例

粤港澳三地商会之间的合作是整个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协调三地利益,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相关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制约了粤港澳三地民间商会这一重要＂民间路线＂功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目前粤港澳区域之间商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和民营企业人士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粤港澳商会合作论坛＂、确立论坛成果追踪机制、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合作洽谈制度等推动粤港澳三地商会组织协作的思路。     

保定商会档案及其出版

现存600多卷8万多页的保定商会档案，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原始性、系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该档案的整理和影印出版，对于保定“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对于直隶商会和保定商会的研究，对于社会救济史、日本侵华史、天津商会与保定商会的关系、晋商史等很多问题的研究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开创新局面。今后的保定商会及其档案的研究工作，在文献学方面还可以再做一系列的拓展，在专题研究与通贯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更是大有可为。     

公共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商会研究 ——现状、反思与展望

行业协会商会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运用文献分析法,从行业协会商会性质、作用、内部治理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勾勒出行业协会商会的研究现状.发现,行业协会商会基础性研究成绩显著,本土理论有待凝练;标志性研究成果频出,学科视角有待拓宽;应然和宏观性研究多,实然和微观性研究少.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研究需重点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结构、能力建设、人才建设、外部监管、参与全球治理等议题.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乡村赈灾活动述略（1903－1928年）

直隶商会秉承了民间组织热心慈善事业的传统。每遇天灾人祸,各地商会除积极劝募,亲自发放赈济衣粮外,还采取经济手段组织平粜,接济民食,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为了防止匪人扰害灾民,维护商业,各地商会加强了地方治安。直隶商会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政府赈灾的不力,为农村灾民救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使商会在社会慈善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末民初直隶乡村市镇商会发展概略

作为近代商人社团的商会,不仅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创建,而且在乡村市镇也广泛渗透.本文对清末民初直隶商会在乡村市镇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商会发展的特点.商会组织在乡村市镇的广泛扩展,有效地密切了城乡之间的关系.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内乱还是外患:20世纪30年代的商会问题——以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为中心的讨论

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内部各派系围绕商会的改组、改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导致会务停滞,商会履行职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备受质疑,最终得由地方军政机构强力干预,方得以保证改选的顺利。但改选并不能解决商会内部业已存在的问题,各方又迭起争斗,使商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受削弱。     

民间商会的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民间商会呈现出民间性和自律性逐步增强的态势,其治理特点体现在发挥政府和企业闻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外部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发展目标不够清晰、自身职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加强外在环境与自身发展方面的建设。另外,耍继续坚持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积极作为,体现非营利性公益事业特点。     

清末潮汕地区商业组织初探

潮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遐迩,而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却并未十分重视,本文作者有见于此,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探讨了清末潮汕地区商会的起源和演变状况,并对其原因、特点和主要领导人物作了详细阐述,填补了当前潮学研究的空白。     

越商商会与绍兴民营经济的发展

活跃的越商商会是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靓丽风景,越商商会的兴起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治理结构,越商商会的现实定位是做政府和单个企业无法办到的事,越商商会对绍兴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信息沟通、集体行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和法律维权五个方面。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     

上海商务总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上海商务总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资产阶级团体。辛亥革命前其部分成员逐渐看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假象,纷纷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同盟会,配合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在光复上海之役中,更是通过总会所控制的商团武装力量直接参与革命,促成上海光复,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上海独立后,商务总会又为沪军都督府提供财政支持,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军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