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民间商会特征与功能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商会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明显，民间商会的绝大多数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无论其属于官办、民办还是半官半民的性质，都具有类聚性、自愿性、联合，陛、非营利性、互益性等属性，但作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民间商会在处理与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的各种主体关系时，表现为一种合作与互动的“治理关系”，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治理经验主要包括：要建立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组织带头人通常是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积极为会员服务获取发展空间等。事实表明，济南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协调功能、维权和服务功能、自律监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社会公益功能等。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间商会作用探讨——以广西岑溪市南渡镇商会为个案

民间商会是经合法注册登记成立的,介于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国家,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发挥民间商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对广西岑溪市南渡镇的个案剖析,就民间商会如何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商会回归民间

脱胎于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办行会、商会行将告别历史舞台;民间商会能否脱颖而出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下称中国医保商会)在美国维生素C反垄断案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在国外,行业协会和商会多是企业成立的自治组织,但在中国,大部分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商会是半官方机构,从成立到运作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还代行政府的备案审批职能,企业参与多带有半强制色彩。所谓"行业自治"背后,是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手"。     

跨地区民间商会协作的思考——以粤港澳三地为例

粤港澳三地商会之间的合作是整个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协调三地利益,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相关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制约了粤港澳三地民间商会这一重要＂民间路线＂功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目前粤港澳区域之间商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和民营企业人士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粤港澳商会合作论坛＂、确立论坛成果追踪机制、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合作洽谈制度等推动粤港澳三地商会组织协作的思路。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

香港工业总会的实践运作表明,因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会组织既有一般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它正以其独特有效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其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协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环渤海地区民间商会与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政府间的合作已经展开,民间的合作也在行动。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代表组织——商会越来越显示出桥梁和纽带作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环渤海地区的产业要集群化,这是一条促进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商会为此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就是为企业牵线搭桥,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铺路。     

民间商会的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民间商会呈现出民间性和自律性逐步增强的态势,其治理特点体现在发挥政府和企业闻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外部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发展目标不够清晰、自身职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加强外在环境与自身发展方面的建设。另外,耍继续坚持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积极作为,体现非营利性公益事业特点。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应对策略

电子商务正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 ,以网络化、知识管理、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分析了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各因素后 ,我们应从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及物流配送系统等方面 ,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与此同时 ,通过转变企业观念 ,构建企业自身网络基础设施 ,促进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     

组织的镶嵌、链接和整合--中国轻纺城地方商会个案分析

地方商会作为专业市场中协调外地商人和当地政府、市场、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作者引用社会资本理论,用镶嵌、链接和整合三个概念来说明商会的形成和发展,并以中国轻纺城的地方商会为例加以论证,并从制度规范角度,结合社会资本,探讨了中国地方商会改革的方向.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清末民初直隶乡村市镇商会发展概略

作为近代商人社团的商会,不仅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创建,而且在乡村市镇也广泛渗透.本文对清末民初直隶商会在乡村市镇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商会发展的特点.商会组织在乡村市镇的广泛扩展,有效地密切了城乡之间的关系.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五大机制”构建和谐商业

和谐商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业和谐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和谐商业的理论基础。和谐商业包括从业者自我和谐、企业内部和谐、商业内部和谐和商业与外部和谐四个层次。构建和谐商业,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商会的协调与自律机制、企业的自我表现调节机制、社会的监督机制与和谐商业文化的黏合机制来实现。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