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置与推定: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反思

针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复杂的特性,我国立法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意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规则中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未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是否具有常态关系这个大前提,逻辑缺陷明显,以此“推定”的因果关系可靠性低;且被告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反证难度极大,使被告几近承担绝对责任.法院审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往往排斥或变通适用该举证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与立法脱节.而因果关系推定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完整性和周延性,原告须对大前提(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常态关系)和小前提(基础事实)进行举证,据此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则对因果关系不存在予以反证,既可针对因果关系这个推定事实直接反证,也可就原告举证的大小前提进行反证,这给被告提供了较大的抗辩空间,能够较好地弥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不足.     

生态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研究

生态环境侵权,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借助生态环境媒介对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所造成的损害。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生态环境侵权有其特殊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域外国家提出了诸多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如盖然性说、疫学因果关系说和间接反正说,并且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实践。我国对于生态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来代替,但两者大有不同,实践中虽然有所尝试但并不成熟。因此,我国首先需要在立法上对因果关系推定制度予以规定,同时建立多级证明标准,对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条件加以限定以及对适用范围加以规范。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推定的必要性研究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与普通犯罪因果关系相比有复杂性，由于关键证据难以获取，运用传统逻辑推理方法和经验法则难以证明其存在。对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实行推定可以达到预防和保护环境权益、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益的目的；有利于节省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成本，减轻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实现证明的公平和效率价值。     

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规则,受害者很难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使得环境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中,采用盖然性证明标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因果关系推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风险视阈下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及行为构造 ——以污染环境罪为例

风险社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环境风险关系到人类的存亡与命运.《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将之前《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透露着我国严格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决心,也表现了污染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论从人类中心法益论向生态学下的人类中心法益论的转变.在污染环境罪中,由于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区分标准不同,导致其行为构造在实践中存在着行为犯和结果犯同时出现的现象,对此问题应结合人类法益和生态法益来具体分析.为规范污染环境犯罪,解决当前环境犯罪罪名体系过窄、环境犯罪证明规则缺失、环境犯罪归责原则不完善等问题,可采取借鉴域外法律扩大罪名体系、设立因果关系推定规则、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等措施.     

论公害罪

公害罪是一种危害环境的犯罪。我国刑法典首次对该种犯罪作了系统、具体的规定。公害罪可分两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类犯罪,一类是破坏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其主体多为单位,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客观方面则往往把一定的危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适用“推定原则”;破坏资源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其主观方面多为故意,客体主要是一种财产权,客观方面除要考虑行为、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因素外,有时还要考虑时间、地点、方法等因素     

风险视阈下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及行为构造 ——以污染环境罪为例

风险社会给人类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环境风险关系到人类的存亡与命运.《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将之前《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透露着我国严格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决心,也表现了污染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论从人类中心法益论向生态学下的人类中心法益论的转变.在污染环境罪中,由于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区分标准不同,导致其行为构造在实践中存在着行为犯和结果犯同时出现的现象,对此问题应结合人类法益和生态法益来具体分析.为规范污染环境犯罪,解决当前环境犯罪罪名体系过窄、环境犯罪证明规则缺失、环境犯罪归责原则不完善等问题,可采取借鉴域外法律扩大罪名体系、设立因果关系推定规则、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等措施.     

从国外发展状况看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

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而生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日益增多,但传统的民法理论对此一筹莫展。传统的民事侵权理论在经历了由过错责任原则向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转变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便成为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焦点。如何在传统民法理论缺失的背景下搭建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平台,便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关于环境犯罪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环境犯罪的理论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有助于对我国新颁行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全面理解：一、环境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首先侵犯的是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其次是人们的健康和财产安全;二、认定污染环境犯罪,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三、我国对环境犯罪尚不宜规定无过错责任;四、文章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区分环境犯罪与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的界限。     

从国外发展状况看我国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

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而生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日益增多，但传统的民法理论对此一筹莫展。传统的民事侵权理论在经历了由过错责任原则向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转变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便成为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焦点。如何在传统民法理论缺失的背景下搭建环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平台，便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类型辨析及与受贿罪的相关性探析

根据危害行为的属性,犯罪可以划分为行为性犯罪和事态犯罪两类。行为性犯罪包括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事态犯罪以持有事态作为构罪本质,形成持有型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特定人员为规制对象,以特定人员对巨额＂不明＂财产的控制与支配现状定罪。从法理依据和表现形态上都应该归属于以持有为行为方式的事态犯罪;同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上,以行为人控制支配着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不明巨额财产的现状作为定罪根据。而定罪后查明了财产真实来源的,应依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不构成犯罪的,无罪释放,不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构成其他犯罪的,另判其他罪名,已执行的刑罚作相应折抵。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这一原则在国外刑法中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却为时不长,因此,如何弄清其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为定罪量刑服务,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报应主义,二是功利主义,由于二者的意蕴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在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拟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不同理解出发,从而全面地揭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根基。     

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一原则派生出三条规则: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嫌疑人、被指控人享有沉默权;有利被告。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否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是衡量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     

我国共犯模式的合理选择——以区分制和单一制的价值评判为视角

以限缩正犯概念为基础建构的区分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以扩张正犯概念为理论基础的单一制却更好地贯彻了规范主义的立场和责任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我国古代的共犯立法既缺乏罪刑法定的理念,也缺乏罪责刑个别化的理念,现有的共犯模式确立之时也没有基于维护构成要件定型性、贯彻罪刑法定的考量。从我国共犯的历史传统、共犯确立的立法进程考察,及从现行共犯模式的立法规范特征分析,主张我国共犯模式归属于区分制的观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相反却具有单一制的某些特征。因为单一制可以兼顾罪刑法定和罪责均衡,而区分制为实现追求罪责均衡的努力不但带来理论体系内部的复杂和矛盾,而且已然偏离了罪刑法定,所以我国共犯模式应采用单一制。     

罪数论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论间接正犯的着手——以间接正犯的行为构造为视角

无论是在德日一般不处罚预备罪的背景下,还是在我国以处罚预备罪为原则的语境下,间接正犯着手的认定都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的区分、预备罪与未遂罪的界定。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是利用行为的作为和被利用行为的不作为的复合构造,剖析这种行为构造或许能得出合理之结论。     

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以盗窃罪论处的观点值得商榷。从客体属性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从刑罚量的需求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不必要也不应当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一些所谓的“不合理局面”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从一个判例看中国古代的"不应得为"罪

"不应得为"罪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尤其在唐代更是趋于成熟。文章试图从《龙筋凤髓判》中的一个关于"不应言而上言罪"的典型判例出发,考查中国古代"不应得为"罪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批判作为封建司法制度专横产物的"罪刑擅断主义",从而确认"罪刑法定之原则"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重大作用,进而对这一原则提出反思。     

普遍管辖权原则的法理探析

"Crime is no longer local,or even a national phenomenon,but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1〗普遍管辖权作为主权国家享有的一种维护国际社会秩序、惩处跨国犯罪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内部刑事管辖权在有效制裁跨国罪犯上的缺漏。在国际犯罪日益猖獗的今天,虽然该制度在打击国际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一制度存有不可避免的缺漏之处。文章试图通过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分析,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