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从量到质的转变 ——关于清末“五校特约”留学的考察

在清末留日热潮中,清政府在意识到速成留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后,下令停止速成留学生的派遣,并实施了以提高质量为目标的“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留日学生由此出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本文根据有关史料,着重对清末“五校特约”留学政策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其内容、实施状态进行探索,并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各省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应。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华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转向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美学大讨论”略论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学术形态两方面，均有铸型作用。就文化背景言，它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毛泽东“双百方针”双向作用之结果；就学术渊源言，它又是前苏联美学论争之移植。哲学美学是它对当代20世纪美学最大的学术规定，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其最深刻的学术教训。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的矛盾与统一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的问题在处理方针上意见处于矛盾与统一中。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力量有两个:一是代表军方的关东军;二是代表政府的外务省,他们对“满蒙”的侵略方式与行动各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满蒙”问题上,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终于被日本的军方所征服。     

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以林芙美子《运命之旅》为例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派出的"笔部队"作家创作了"他者"这一歪曲和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妄想以此掩盖其侵略战争的罪行和美化日本军队."他者"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作家干预和渗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时,日本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在整个民族疯狂于国家主义的时空下变节、转向,以此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畸形提升,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内的妇女解放观与军国主义达成了共谋.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人生经历代表了日本女权主义变异的缩影.侵华战争时期,林芙美子放弃了自由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转投军国主义,多次身负官方使命前往中国战场采访报导,成为侵华战争的积极协力者.文章以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创作的描写南京沦陷的小说<运命之旅>为例,分析了侵华文学中"他者"形象的成因及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抗战时期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

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是四国关系的焦点,主要矛盾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和战略的考虑,曾分别对日采取过绥靖政策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日矛盾激化,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美日苏四国关系的历史,是中美苏三国联合反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制造种种事端,激化中日矛盾,以此为借口,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再扩大为“中国事变”,将战火从中国平津地区扩大到华北地区,再扩大到上海及华中地区,终于将“卢沟桥事件”这一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东北抗联历史作用再探

学术界对东北抗联的历史作用,多从其对关内抗战的配合加以论述.笔者认为,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之体现;中华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之先锋军;中华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之宣传队;中华民族不屈精神之弘扬者;苏军进军东北之先遣军;中国共产党东北根据地之奠基人.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海外潮侨与祖国抗战

本文对抗日战争时期海外潮侨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祖国作了全面重点的回顾，充分肯定潮侨的爱国表现和重要作用，指出他们发扬了爱国爱乡好传统，为挽救民族危亡献出了炎黄子孙一份力量，其爱国业绩永载史册，在祖国的抗战史、华侨爱国斗争史以及东南亚反侵略斗争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