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地方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实践与反思

文章从地方社会视域中反思国家政权建设实践的区域差异,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应突破单向度的国家进入-地方回应框架,实现国家性力量与社区性力量的均衡。通过对不同区域基层治理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我国基层治理表现出均衡与失衡两种治理型式,均衡型治理存在于宗族力量较强或村民小组完备的地区,缺乏上述社区性力量的地区则陷入治理失衡的困境。这些差异的存在要求国家政权建设应摆脱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选择统一又有区别的建设路径,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稳定。     

社会评价论视野中的旌表制度

旌表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旌表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从权威评价活动的角度来看,旌表主要是通过对民意的引导使"天下归心焉".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国家权力的触角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     

苗族村寨老人协会转型期的组织定位困境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江村为例

传统苗族社会有一套独特的习惯法,维系着内部秩序。在苗族社会与外界逐步接轨的转型期,老人协会不仅承载了维护内部秩序的职能,也逐步发展成为政策动员的民间力量,具有官民二重性。通过对西江村个案的分析,老年协会组织定位困境原因有三：老年协会现阶段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权威逐步取代传统权威;政府忽视民间力量,多元救济方式走向同质。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论政府诚信

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比较敏感的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守信尤显重要,政府行为如果失信于民,往往会导致政府权威性的丧失,乃至整个社会的失信。文章在分析政府诚信法理基础和我国政府诚信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政府诚信的具体路径:落实宪政理念,严格依法行政;转换政府职能,培养和壮大市民社会;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论转型时期政府权威建构的基本特色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为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应建立起以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为基点,建设法治政府和政府绩效管理为核心,政府公务员素质不断提高为保障的政府权威体系。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探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利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要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即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该模式实现的基本路径应是从统治性行政到民主性行政，从行政集权到有限分权，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多元视域下中国官僚制合法性解析

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遵循了韦伯式的路径,其一元性特征导致官僚制陷入合法性危机。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具有多元特质,即存在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合法性,中央与地方官僚制的合法性,政治、经济与社会中的官僚制合法性,城乡二元制与官僚制合法性,区域发展差异下官僚制合法性等问题,这是由不同利益主体公共需求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因此,须在充分考虑多样性社会公共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培育公民社会、健全公民与官僚制机构平等对话机制、增强公共需求理解与公共服务个性化等方式进行中国官僚制合法性建设,以化解合法性危机。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公民教育的政治——文化范式解读

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契合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公民教育实质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公民教育就应充分认识到公民文化对公民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在我国践行公民教育,政府应从集权过渡到放权,学校应从"政治"教育过渡到公民教育,公民则应从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试论我国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

结合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论述了我国商事仲裁中的财产保全问题,其中主要就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作出财产保全决定的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应具备的条件等问题作了阐述,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农村纠纷的基层政府化解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多样化、复杂化以及对政府救助需求的多层次化等为基层政府进一步深入农村、化解纠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契机。而就基层政府在组织协调、防范预警等功能作用的发挥看，同时面临着权力滥用、权威失落、职能缺失等行为困境。因此，有必要在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上，就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在农村纠纷排解中作用，从运行机制、政府责任、外部监督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建设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