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本体缺失与本土文论建设

综合叶燮《原诗》的研究资料发现,关于其本体的论述,形成了“胸襟”本体论、“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唯物主义本源论、主客体系统本体论等,这充分说明叶燮《原诗》的本体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他的诗学体系不完备。由此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可以从确立核心范畴、加强理论推阐、创新文论话语三个方面,来进行本土文论建设。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叶燮诗歌批评中的气生命观与原型

清代文论家叶燮以气论诗,回归气的本义,其气为贯穿诗歌三要素理、事、情的生命之气.这种贯穿诗歌理、事、情的生命之气,源于诗歌所反映的客观外界的理、事、情所蕴涵的生命之气,所以充满蓬勃生机.叶燮还从气生命观入手,重新审视了崇尚自然的诗歌创作,揭示了在气生命力驱动下的崇尚自然的诗歌创作所具有的变化多端的特点,叶燮论诗中的气论蕴涵着气生型创世神话的原型.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论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的内在悖反及偏狭性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命题经过广泛讨论衍变至今,部分论述逐渐显现出对古典文体功能观念定位的偏失和文体阐释范围的过度扩张,造成了论者内部的相互抵牾,从而导致论述上的内在不稳定性。以王德威为代表的当今汉学界,将中国古典文体论的"兴""怨"概念简单等同对应于西方的"权力反抗""启蒙革命""个人集体"等意识形态内容,仅看到了"个人之情"或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使抒情本身工具化为一种政治性的对抗姿态,遮蔽了作为传统之另一面向的"相与之情"这一公共性情感维度,暴露了海外抒情传统论述在古典精神承接上的简单化与偏狭性。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实继承方面,不能简单地"以西律中",也不可盲目地"以中律西",而应格物致知,中西融通,力求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现代性阐释与创造性转换。     

“和”文化与中国茶道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是儒、释、道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和理念,不但代表天人合一的本体世界,代表人文环境的整体和谐,而且代表人性之美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氛围,是一种高尚的格调。而充分体现"和"的这些文化内涵的莫过于中国茶道,中国茶道的核心就是"和","和"文化在中国茶道中得到了完全体现。     

坚守大学之道：建设“双一流”和落实“以本为本”的共同逻辑

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高深学问的传授。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大学之道的总纲领。坚守大学之道是建设"双一流"和落实以本为本的共同逻辑。"双一流"建设和落实"以本为本"需要在基本思路上将规律实现的现实条件作为遵循运用规律的立足点,将维护与发挥高等教育本体价值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并按照高等教育(大学)的系统性特征分析问题、研究对策;还需要在具体对策上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改革完善服务于大学本体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校内外管理体制,以及体现立德树人价值与追求的教育考评机制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老子与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之比较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将"自然"概念作为各自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二者都对"自然"做出各自的规定,尽管他们的规定有些许相似,但存在很大差异。作为东西方哲学早期的两位代表,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哲学思维格局与思考重心的不同。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马克思“社会”概念研究述评

"社会"概念是把握和阐释马克思思想的窗口和入口,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它的生成与嬗变就是马克思整个思想流变历程的浓缩及其内在逻辑进程的展开。学界的研究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敞开广阔的问题域,开掘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不同面相及其丰富内涵,而"社会"概念原初语境的再现给予我们新的方法论启示并开启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地平,成为进一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至情”与“情情”——杜丽娘、林黛玉的情感世界

《牡丹亭》和《红楼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珠，都是以“情”为核心的伟大著作。杜丽娘和林黛玉分别是作品中典型的至情女性代表，她们蔑视专制的淫威和礼教的桎梏，共同以情为生命的救难方舟，倾其一生诠释着真情：前者历经生死奇幻，突破情路上的重重障碍，一路高唱着人性的欢歌；后者则任霜剑相逼不改初心，为心为情倾尽血泪至死不渝，至终悲吟着诗人的葬歌。将从情之天下、情之历程和情之归宿三方面来探讨杜丽娘和林黛玉的情感世界，对比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压迫下同样至情女子散发的不同魅力，并探讨各自的作者在其身上赋予的情之内涵。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曲“丽”论

"丽"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批评的重要美学范畴。在戏曲"本色论"视野中,褒扬"藻丽"者视"丽藻"为曲文之根本;而非议"藻丽"者反对曲词过分文饰,认为修辞太甚,会掩盖自然本色。戏曲是否应该"藻丽",关键在于能否"自然而然""天然入妙"。在戏曲"才情论"视野中,高扬"丽情"者重视文才,认为文才有助于语言修辞,从而生成和表现戏曲的形式美。他们体味了"辨丽本乎情性"的内涵,认识到没有充沛的情感和审美诉求,则不能创作出丽曲,"丽情"的关键在于"适度"。在戏曲"南北论"视野中,曲论家以"清丽""流丽"和"雄丽""爽丽"等区分南戏、北曲的不同风格,揭示了其形成的不同原因,把握了受众欣赏时的不同美感,体认了两种"丽"美质性的不同,并比较了其得失。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论叶燮《原诗》中“理事情”的特殊性

叶燮《原诗》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独特贡献,本文抓住＂理事情＂这一独特观点,深入挖掘＂理事情＂与＂天地人＂、＂气＂、＂通变＂等的关系,客观事物必备因素＂理、事、情＂与主观必备条件＂才识胆力＂的关系,＂理事情＂与审美意象的关系。     

卡明斯诗歌“l(a”中的多重隐喻探析

隐喻作为诗歌的基本要素,能有效地传递隐含的意义和蕴含的情感。除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美国试验派诗人卡明斯还大量运用隐喻来表达主题。卡明斯在诗歌"l(a"中运用了多重隐喻,这是生动地表达该诗孤独和惆怅的主题情感不可或缺的因素。采取更宽泛的视角,从本体隐喻、语音隐喻、诗形隐喻以及通感隐喻等方面对这首诗歌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以探讨不同层面的隐喻在表达诗歌"l(a"的主题情感和蕴含意义中所起的作用。     

章太炎:悲观主义与“进步”观念

"悲观主义"范畴可以提供理解章太炎思想的新思路。严复的"天演论"使用"体用"框架来整合现代"进步"观念,遗留了意志论与决定论、特殊性与普遍性等诸多问题。悲观主义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展开。捍卫自由意志与特殊性是悲观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这种拯救主体性的企图使他们在本质上局限于现代性的论域之内。在强调意志本体的同时,悲观主义者又试图接受实证主义的规范,从而导致了一种以虚静本体和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本体论断裂意识。在这一架构之上,章太炎的悲观主义提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深刻和激烈的现代性批判,但它未能成就一套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现代性学说,而是在矛盾和妥协的两难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