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性恶论”与道德教育

荀子认为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人一事当前总是容易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谋利,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所以人性是“恶的”,这比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天赋的”道德、“天赋的善性”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更有价值;荀子的“性恶论”为我们深入论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艰难性、长期性、系统性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荀子》中的“故曰”

对《荀子》中的45个“故曰”，前人或不加训释，或一概译为“所以说”。其实这45个“故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①先议论后总结的，这种“故曰”确可译为“所以说”，其后为荀子语言，共有17例，占37．8％；②先引述后申说的，这种“故曰”则当译为“老话说”（或译作“旧书上说”，个别的则要译作“所以前人说”等），其后乃属引语性质，共有28例，占62．2％。分辨这些情况，不但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而且对剖析《荀子》内部的语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

本文对荀子的词义“说”、“辨”问题进行了探讨。荀子的词义“说”、“辨”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研究中国训诂学史的时候，必须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荀子名实观探微

荀子的名实观主要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继承,同时也受到名辩学派的影响。荀子认为,“名”的实质是“期累实”;其作用是“明贵贱”、“辩同异”;重视“名”的分类,并对“乱名擅作”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依实定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     

荀子“劝学”之德及现代启示

"劝学"在《荀子》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具有成就个体道德生命,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作用,又具有塑造君子型人才的善的品质。道德个体采用"君子结于一也""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积善成德"以成就好学的美德。"劝学"之德在促进道德个体向上,加强官德建设,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方面给予了我们重大启示。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荀子家庭伦理思想简论

沿循儒家将家庭政治化、经济化的传统思路,荀子更倾向于探讨家庭的社会性,他将家庭视为士民的居所与利益共同体。与孔孟以"仁"言家不同,荀子主张以"礼"治家,家庭成员间恪守森严的等级秩序、各尽其责;以"利"成家,强调家庭成员关系利害实质的工具理性;以"国"胜家,彰显了国之于家的价值超越,凸现了在传统宗法体制日趋崩解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家庭伦序、保障生命安存的现实迫切诉求。     

从天人关系看老子对荀子“礼义”思想的影响

战国晚期诸子关注政治权力的运用,从理论上探讨国家统治的模式。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社会秩序独立于自然秩序,但又离不开自然秩序。在这个基础上,荀子的＂礼义＂秩序确立了君主支配社会的地位,并把这种君主权力道德化。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近期倡说荀子人性论为“性朴论”的意义与问题

荀子的"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主张及其内在的理论矛盾,影响着对荀学历史影响和作用的确切评价。近期有学者为其正名,将荀子由"性恶论"者转变为"性朴论"者,试图重新给予荀学以历史定位。但是这种有意义的探讨在理论上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浅论日语“ハ”与“ガ”的助词功能

弄清日语助词“ハ”与“ガ”的功能意义和根本特性 ,是分析和理解日语句子的关键之一。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论“做人”文化与“做事”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重做做人的中国,与普遍重做事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态度、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这几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要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避免偏狭地看待某一种文化。     

说“溃”与“篑”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行程一直都有惊无险。然而现在,危急关头就要来临,一旦被捕便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溃。罗文中尉知道: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