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贫困山区扶贫状况与扶贫模式分析——以四川省昭觉县为例

西部民族贫困山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其扶贫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我国民族团结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西部民族贫困山区县--四川省昭觉县农村贫困现状与农村扶贫状况的基础上,总结了适合民族贫困山区县的扶贫模式--"三集中"扶贫模式,提出通过发展县域循环经济和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推广发展"三集中"扶贫模式的建议.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精准扶贫视域下民族地区扶贫模式导向转换的实践逻辑——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

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贫困程度最深、扶贫难度最大的区域,脱贫攻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目前仍是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和硬骨头。采取何种精准扶贫模式,切实提高民族地区扶贫实效,已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传统"需求为本"导向的扶贫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急需进行转换。"资产为本"导向的扶贫开发模式克服了"需求"导向的不足,以社区"资产""优势""能力"为核心,正逐渐显示其优越性,是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现实需要和选择。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现代智能型扶贫开发区模式:宁夏华西村--兼论西北落后地区城镇化的途径

在比较宁夏扶贫开发区建设的几个基本形式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西北第一村--宁夏华西村扶贫开发区通过智力投入从吊庄迅速崛起为现代新型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最后探讨了在西部大开发的新时期,这一典型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模式探索

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是当前精准扶贫工程中的重点任务与关键环节,运用金融工具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资金与产业支持,是当前少数民族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通过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扶贫中现存问题,提出设立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优化对策建议。通过分析引导基金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机理,在融资与标的、投资模式、治理结构、退出路径等"募投管退"四个环节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根据扶贫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提出设立基金过程中的降低税负、严格监督、放宽备案和市场化运作等合理化政策性建议。     

民族地区扶贫的“兴业难”与政府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M村的实地调查

兴业指产业与就业的持续兴盛发展,众多研究表明偏远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面临"兴业难"的问题,原因为何?已有研究较少从政府扶贫角色视角思考。本研究选取凉山彝族自治州M村的扶贫兴业为典型案例。研究表明:M村扶贫兴业中扶贫群众"等靠要"思想突出、内生动力不强,就业和产业发展困难重重,面临"兴业难"困境。研究发现:"兴业难"问题集中、深层地指向了政府扶贫政策实践中采取的"保姆式"扶贫模式,政府在扶贫中"大包大揽",以行政逻辑代替了兴业发展所需的市场逻辑。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教练式"扶贫模式,强调政府"教",民众"练",借以替代"保姆式扶贫"模式,以此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扶贫兴业与可持续发展实践。     

韧性视角下我国产业扶贫的优化路径探析

产业扶贫作为当前我国的主要扶贫方式之一,在帮扶贫困地区完成脱贫过程中,自身暴露的很多问题使得产业扶贫出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为全面、充分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基于韧性系统视角,以甘肃省定西市"蓝天模式"为案例,从治理主体、产业结构、资金来源、风险应对四个维度分析当前产业扶贫的症结所在。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光伏扶贫项目可行性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光伏扶贫工程是促进贫困户收入增加、贫困村集体破零、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精准扶贫"的总体背景,结合光伏发电特色,从实行依据、建设条件和贫困地区现有条件等3个方面定义光伏扶贫的可行性指标,建立光伏扶贫项目可行性分析指标体系。以山西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F县为算例进行光伏扶贫项目可行性评估,结果显示:F县光伏扶贫可行性指数K为0.735。在该地建设光伏扶贫项目可行,但优势并不明显。需进一步建立合理的建设模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确保光伏扶贫工程取得实效。     

西部贫困地区扶贫范式转换的演进及其模式化借鉴

扶贫范式是国家治理贫困地区的主要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扶贫范式是将我国传统扶贫范式进一步转化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才能确保现阶段的扶贫范式发挥实质作用。     

国家治理视域下西北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甘肃省临夏州和宁夏西海固的调查

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国家最紧迫的攻坚战之一,尤其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具有政治的任务性、经济的发展性、民族的共荣性的意义。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国家"精准治理""靶向治理"的全新治理模式。精准扶贫突出了由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通过调查属于"三区三州"的甘肃临夏州东乡县和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西海固海原县,以及东西协作扶贫典范的闽宁镇,重点分析了属于社会扶贫范畴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生态移民扶贫+产业扶贫"等模式。旨在突出民族地区扶贫过程中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扶贫,并且认为各种扶贫模式可以相互合作和补充,根据民族独特的文化特点培育群众内生脱贫动力很重要。     

民主与法制--扶贫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既有的扶贫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间曾经对扶贫工作起到巨大的作用,在新世纪、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扶贫体制改革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体制,在民主与法制框架下依法扶贫,是我国扶贫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钉子户"问题治理 ——基于对安徽省金寨县的调研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扶贫进程中的"钉子户"随之出现.目前县乡政府处理"钉子户"的做法主要是通过行政动员的方式,让村干部或村里的"精英"向"钉子户"施压,但是治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转变县乡关系,将"钉子户"边缘化,走向规范化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民族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产生理论与成效分析

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关键时刻,扶贫攻坚必须落实到村,落实到户,这是由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目标和现阶段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定的.小额信贷是一种开发式扶贫,作为一种促进最贫困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的一种有效制度,在农村地区的引进和实验,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的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内部又存在着自然、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小额信贷在西部的推展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深化改革.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新形势下教育扶贫的模式选择与意义阐释——基于贵州省“雨露计划·助学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反贫困形势,以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深入开发来进一步推进减贫事业发展已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贵州省通过实施"雨露计划.助学工程"形成了一整套积极有效的运作模式,并成功打造了具有一定推广意义的教育扶贫机制,这对于消除剩余贫困对象和家庭的长期贫困问题,缓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强市民化意愿"和"弱市民化能力"的矛盾、矫正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存在的结构性偏差等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