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模式探索

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是当前精准扶贫工程中的重点任务与关键环节,运用金融工具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资金与产业支持,是当前少数民族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通过分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扶贫中现存问题,提出设立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优化对策建议。通过分析引导基金参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机理,在融资与标的、投资模式、治理结构、退出路径等"募投管退"四个环节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根据扶贫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提出设立基金过程中的降低税负、严格监督、放宽备案和市场化运作等合理化政策性建议。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产业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主要内容,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山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分析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资源环境产业的优势和相对成熟的模式,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产业的发展战略,对创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社会资本: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

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应是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的理性选择。在以信任、规范、网络和关系等为内核的社会资本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置于社会资本之中,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进一步探寻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对于塑造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完善教育扶贫治理方略、促进教育扶贫模式转型和培育教育扶贫善治理念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需要在社会信任半径、规范制度供给、民间组织发展和培育公共精神层面创新重构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以此构筑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新路径。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新时期民族地区旅游引领产业群精准扶贫机制与政策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旅游业作为新兴的综合性产业,具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功能。发展旅游业已成为较多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举措。文章以旅游产业为引领,以生态、旅游、民族文化和特色农业"四链"特色产业群为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提出产业政府主导化、产业精英引领化、产业生产组织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产业民众参与化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家治理视域下西北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甘肃省临夏州和宁夏西海固的调查

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国家最紧迫的攻坚战之一,尤其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问题具有政治的任务性、经济的发展性、民族的共荣性的意义。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国家"精准治理""靶向治理"的全新治理模式。精准扶贫突出了由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通过调查属于"三区三州"的甘肃临夏州东乡县和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宁夏西海固海原县,以及东西协作扶贫典范的闽宁镇,重点分析了属于社会扶贫范畴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生态移民扶贫+产业扶贫"等模式。旨在突出民族地区扶贫过程中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扶贫,并且认为各种扶贫模式可以相互合作和补充,根据民族独特的文化特点培育群众内生脱贫动力很重要。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与特色产业精准扶贫耦合模式探索

特色产业发展与金融服务精准耦合不但是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相对缺乏,企业及个人获取发展的资金途径单一,大部分政府扶贫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对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扶持作用有限。因此,根据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多元化资金需求,从融资渠道、融资模式、担保机制、风险控制等方面探索金融服务于特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对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的现实难点与未来重点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减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部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易地搬迁任务,其易地搬迁工作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通过总结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进展取得的既有成效,从搬迁安置点选址、扶贫产业培育、搬迁对象动态调整、搬迁群众融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点,进一步探究了难点背后原因。最后提出在脱贫攻坚战收官阶段,为提高并巩固脱贫成效,西部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应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产业培育、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新扶贫模式构建、扶"志"制度探索、强化文化融入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转移。     

转型期城市扶贫困境及对策选择——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

转型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成为继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有着明显"过渡期"特征的城市贫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但现实效果表明,当前的扶贫工作正在陷入诸多困境:贫困人口产生"福利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制功能缺失,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解析困境,产生困境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贫困治理方式与贫困模式不相匹配,就业与社会保障相互背离,"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治理脱节。困境之下应选择平衡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体现公平理念的城市扶贫模式等对策。     

精准扶贫视域下民族地区扶贫模式导向转换的实践逻辑——从“需求为本”到“资产为本”

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贫困程度最深、扶贫难度最大的区域,脱贫攻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目前仍是全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和硬骨头。采取何种精准扶贫模式,切实提高民族地区扶贫实效,已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传统"需求为本"导向的扶贫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急需进行转换。"资产为本"导向的扶贫开发模式克服了"需求"导向的不足,以社区"资产""优势""能力"为核心,正逐渐显示其优越性,是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现实需要和选择。     

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研究——以山西省Y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新模式。目前,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进入"冲刺期",通过山西省贫困县L县Y村的深入调研,从农民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精准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发现精准扶贫中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突出问题,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帮扶力量嵌入,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内生动力的"外导内生"式协同治理模式,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推动精准扶贫提质增效。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从供给侧视角来说,民族地区依然面临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约束因素。本文从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土地、民族特色资源等六大经济增长要素和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政府等四大参与主体出发,分析了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探索了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即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和政府四位一体的有机组合,四个主体承担了六大要素的高质量供给。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文化分析

文章从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民族八省(区)贫困的原因,认为民族地区的贫困与文化有关。在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市场竞争机制、公司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资源利用等方面,民族地区文化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态文化对精准扶贫也产生了一些阻碍作用。因此文章提出民族地区应该在文化自觉、自省的基础上,通过客观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立足资源优势,选择生产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打好扶贫攻坚战。     

脱贫摘帽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路径研究

２０２０ 年在脱贫阶段目标实现后?持续的减贫任务仍将继续伴随? 立足于脱贫后民族地区的现状?民族地区旅游扶贫 转型需求也将发生转向?作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典型模式?景区拉动、全域乡村、旅游商品、“三变”也各有其可持续推进的 要点? 产业融合、社区参与、能人带动、吸引投资、政策倾斜是推进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路径?     

保险视角下的林业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与应用示范

贫困地区多处于山区,发展林业经济是产业脱贫的重要途径.林业扶贫模式包括聘用贫困人员担任护林员的劳务模式,大力发展经济林、林下经济和林牧结合的饲料林业产业模式,发展林业旅游等.发展林业经济,推动扶贫工作在实践中面临劳务人员的工伤保险需求、自然灾害、森林火灾、病疫、虫害风险、林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还经常面临金融支持不足的困难和农户发展信心不足的问题.从保险的视角,通过防范风险、促进就业和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保障林业经济产业链风险、促进资源要素投入、保证扶贫收益的稳定,使得林业经济能更好地服务于脱贫攻坚工作.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引入安格斯基础母牛项目是"保险+"林业扶贫模式创新的一个应用示范.     

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扶贫模式研究——以四川省昭觉县为例

西部民族贫困山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其扶贫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我国民族团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分析西部民族贫困山区县--四川省昭觉县农村贫困与扶贫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总结了适合民族贫困山区县的扶贫模式--"三集中"扶贫模式.提出通过发展县域循环经济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来推广发展"三集中"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     

西部民族贫困山区扶贫状况与扶贫模式分析——以四川省昭觉县为例

西部民族贫困山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其扶贫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我国民族团结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西部民族贫困山区县--四川省昭觉县农村贫困现状与农村扶贫状况的基础上,总结了适合民族贫困山区县的扶贫模式--"三集中"扶贫模式,提出通过发展县域循环经济和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推广发展"三集中"扶贫模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