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山东省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调查数据,本文运用加权平均分值法和二项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结构及不同项目的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对各项公共服务的偏好顺序按照从高到低依次是职业培训、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工作环境、住房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同工同酬;个体特征变量、务工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不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偏好影响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农民工需求调整公共服务供给,针对性地为不同群体提供各自所需的公共服务项目,增加政府和社会组织机构的积极作用。     

农民工务工地公共服务感知状况测度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模糊数学方法测度农民工对务工地公共服务的感知状况,并分析了异质要素对农民工公共服务感知差异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民工务工地公共服务感知状况的总模糊指数为0.134,反映出该群体在务工地的公共服务体验较差,尤其是在就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上的感知体验仍远低于预期。同时,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基于个体特征和经济地位区分而形成的公共服务感知上的分异。为此政策层面应客观认识农民工在不同维度公共服务上的差异体验,兼顾不同特征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推动针对这一群体在城市务工地的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通过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可以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化和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

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越来越受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发达国家农业家庭经济市场化不可替代的组织载体和有效推动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已成为提高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应借鉴国外合作经济组织运作经验,坚持自愿原则、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政策扶持、探索发展模式、制定法律规范,逐步引导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上规模化和规范化轨道。     

中国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及其模式创新——基于制造和服务业1141个农民的问卷调查

基于25省市区制造业和服务业114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需求强烈。现有的农民工培训模式如农民工自发培训模式、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企业培训模式和职业院校参与的教育培训模式存在内容简单、培训体制不健全、培训经费短缺、经验欠缺、门槛较高以及缺乏针对性等问题。为此,应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创办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创新现有高职教育和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以增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效果。     

关于建立全国性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有的地方性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总结地方性法规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有必要出台全国性、强制性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新政策可针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不同的特点设置两种方案:一是将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歧视"与"逆歧视":农民工不平等竞争实证分析

"歧视"概念及有关模型是分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理论工具.对郑州市的测算表明,考虑到福利补贴等因素,许多岗位根本就不存在农民工对本地人的"逆歧视",至少替代效应不像仅就货币工资来说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如果全部取消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福利特权,至少在非正规就业等特定领域,农民工将表现出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应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对农民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     

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现代化视域中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农民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诸多贡献,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面临着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标本兼治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之策。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才能顺利完成。农民工最终必将转变为新时期的产业工人。     

构建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基于"民工荒"的思考

就业权益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对于农民工来说,实现这一权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加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然而,就是这一基本权益也容易遭到侵害。本文从近年来沿海地区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分析中得到启发,提出构建以最大限度减轻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侵害、保障其“收入安全”为目标的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的新思考。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

转型期中国农民变化最大、最深刻、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应该归属于农民观念的变化,即农民式生存观念向市民式生存观念位移,半自然式经济观念向市场式经济观念转变,强信任观念向弱信任观念渐让.农民观念的变化不仅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支持着农民工流动,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回流观念.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农民工的暂时观念,转化树立农民工的长期观念,增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观念,克服农民工的自卑观念,遏制农民工的返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