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淮河流域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将其外部环境不经济性内部化所采取行动的外在表现.文章基于2000-2005年淮河流域安徽段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对其环境行为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利润、企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是正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企业环境行为正在由消极环境管理向积极环境保护转变,环境意识正在由"先污染、后治理"向"边污染、边治理"转变.虽然针对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针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还存在着淮河流域工业企业对工业废气的治理重视不够等问题.     

浙江省制造型企业实施逆向物流行为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浙江省制造型企业背景下,探讨影响企业实施逆向物流行为决策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通过对300家浙江省制造型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客户的绿色消费行为倾向、逆向物流技术相似性、社会环境组织压力、法律强制、产品可拆卸性将会对企业实施逆向物流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品模块化对企业实施逆向物流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组织行为学在企业管理中提高绩效的探讨

本文是对企业应用组织行为理论来进行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国内外的实践证明,组织行为理论是在研究员工的各种需要、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上述诸因素与组织目标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研究改进生产环境,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协调人际的关系,从精神上、物质上引导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探索如何加快企业改革的步伐,规范企业组织行为的方式,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合理运用组织行为学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绩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世界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行为调查——以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文章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游客问卷调查,以便利抽样的方式探讨游客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指导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经营管理者对未来解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发现,在游客环境态度意向上,游客注重生态关系和环境解说,但是整体环境责任不高,对居民福祉关注较少,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与居住地对环境态度意向有显著差异;在游客环境行为倾向上,游客环境维护行为与后续保护行为较为积极,而积极参与行为和环境干扰行为较为消极,参与互动环境行为一般,游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对环境行为意向也有显著差异.     

公众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政企合谋作为弱化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主体之一，其环境参与行为能否约束政企合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考虑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合谋行为会加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公众环境参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约束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互联网的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不仅能够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能够对政企合谋行为形成监督，弱化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有助于发挥公众环境参与有效性，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     

环境规制、融资环境与企业技术并购

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融资环境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标准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了技术并购的投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技术并购投入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以及股票流动性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企业融资环境的异质性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调节因素。本研究揭示了融资环境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作用机制,对于如何降低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并购的抑制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印象管理的影响

基于心理学中的印象管理理论,以2015—2019年我国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也越高;财务杠杆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媒体关注与财务杠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环境敏感型行业相比,在环境敏感型行业中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程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正确面对媒体关注的压力,注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政府需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行为,并重点监管和审查高污染行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印象管理行为。     

员工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迁"和推动"减污治霾"的过程中,公众环境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企业必须践行更加负责任的环境行为(CEB)。通过构建包括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变量的广义WOOD模型,运用重污染能源类企业调研数据,阐释了CEB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CEB得分已经达到70%,员工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水平均高于普通公众,而且员工环境行为、地方法规、社会舆论压力和客户绿色偏好变量与CEB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侵权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界定不能依赖于委托治理模式、托管运营模式、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等类型表达,应从明确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展开。以治污设施由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提供为根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可能为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或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此外,二者间的基础关系也可能为无效合同关系。在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下,治污企业若有过错则与排污企业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下,排污企业若无定作、指示、选任过失,治污企业作为承揽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效合同关系下,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应区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存在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以及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等行为类型,承担或连带或按份或部分连带加部分按份的侵权责任。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最终责任的承担,应依约定或者法定比例进行分配。     

区域差异、融资偏好与企业环境依存度

随着经济增长点的多元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我国企业发展在实现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以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依存度为切入点,运用Brander和Lewis的寡头垄断博弈分析框架,可以揭示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融资偏好、污染税制度以及企业最优污染治理水平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污染收费制度下的企业行为的比较分析,可以证明在不同的收费制度下,企业自利行为所导致的企业融资偏好以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会有所不同。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分析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若无外在的法律强制,仅仅依靠企业的自律是不现实的,应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的环境责任进行梳理,探讨法理基础和分析现行法律依据与实施机制,加强对企业的法律规制并重视经济激励措施的运用,只有这样企业的环境责任才能落到实处。     

企业网站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2011中国民营企业50强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企业网站逐渐成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媒介。为探究我国目前企业网站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以2011中国民营企业50强为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发现：75%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其网站上披露环境信息，但详细披露的只有16%；制造业企业披露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及房地产业大大低于平均水平；北京市3家上榜企业的网站全部为零披露；目前，企业未将网站作为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途径，自主披露环境信息意识较薄弱。最后，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