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论污染环境罪主观面的修正构成解释和适用——兼评2013“两高”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正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两高”发布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二者的出台对于打击环境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本罪主观罪过、共犯形成、严格责任等方面的评价、认定与适用仍是问题.从本罪的罪状描述和司法解释看,本罪的罪过形式应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共同过失犯罪有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需要,同时在本罪中适用严格责任也是中国刑法应予采纳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问题与完善路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打击相应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适用规范性不够等问题。这既是立法规定未尽明确而给构成要件留有过多解释空间所致,也是不完善的司法解释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的结果。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解决本罪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将特定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纳入包含《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法律体系中;运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合理衔接行刑关系;准确界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定性裁判。     

传播传染病行为的刑法评析--兼论传播传染病行为刑事立法

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传播传染病罪",给目前SARS的防治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5月1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其中第一条规定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通过对现行刑法中危害公共卫生罪及"两高"司法解释的深入分析,认为应该在刑法中确立"传播传染病罪",并对该罪名的刑事立法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97刑法规定的一种新罪。理论界对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尚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包括故意说、过失说及混合说。从该罪的立法原意、行为方式及其与相关罪的关系来分析,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是过失危险犯。鉴于"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也为了在理论上给打击妨害"非典"及类似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提供支持,应该将本罪涉及的传染病范围扩大,改为"突发传染病",进一步明确本罪的行为方式,并适当调整量刑幅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解与适用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依法从严从快惩治可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司法机关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应严格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界限,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要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范围、行为及因果关系,并处理好法条竞合和牵连数罪等问题,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避免法律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罪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以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随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和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涌现,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激活.从犯罪学视角对2020年的55例典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原因.应当从社会治理、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和法律规制四个层面入手,构建"四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体系,降低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发案率,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论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

1997年刑法增设了"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这对有效惩治铁路交通业务过失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罪状、定罪标准、可否由危险犯构成、罪刑均衡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别等诸多方面的相关规定不合理或缺乏具体规定;本罪罪名应概括为"铁路交通肇事罪",罪状应反映特殊业务过失犯罪的性质,定罪标准则须明确"严重后果"并加重处罚以使罪刑均衡,另外也应将本罪与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相近罪名的区别.     

浅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综合预防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是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擅自脱离隔离治疗或严重阻碍抗击疫情工作等相关犯罪行为的总称,一般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三项罪名。相关案例显示,此类犯罪的行为主体具有主观恶意不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年人群集中的明显特征。应在准确把握此类犯罪犯案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及时精准打击犯罪、健全信息沟通、增强宣传教育、提供全面社会保障以及配套环境改造升级等措施,对此类犯罪进行综合性预防,以保障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白色污染及其防治

随着塑料生产和使用量的日益增多 ,白色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本文从思想认识、处理成本及技术限制等方面 ,分析了白色污染的形成原因 ,并从宣传教育、法律法规、科技投入及废旧塑料的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了防治措施     

大学生网络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通过对大学生网络犯罪及其表现形式进行研究,探寻大学生网络犯罪的发生的原因,建立起有效的大学生网络犯罪防控机制,这将对预防、控制大学生网络犯罪有所帮助,并将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网络犯罪这一摆在现代大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课题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室内环境污染及其防治

室内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已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形成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文章介绍了室内空气污染物、污染源及对人体的危害等,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些防治措施。     

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控制与防范

会计信息是社会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注册会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也越来越大。本文探讨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控制与防范措施,以求降低审计风险,防止审计报告严重失实。     

1957年大流感暴发与防控的历史回顾

文章回顾了1957年大流感于我国暴发后在全球及国内的流行与传播情况,分析了全球防控措施,包括全球监控、疫苗接种、药物与隔离等,以及我国的综合性防控手段,并对1957年大流感流行和防控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评价与反思,认为仍需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全球合作,二是及时了解并控制疫情,三是做好综合防控等。     

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作为疫情防控风险化解的一种方式，风险交流在应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异化及决策难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形成了一定特色的风险交流经验和做法。当然，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仍然存在部分法律缺陷、风险交流碎片化、风险交流权利不对称、新媒体过度交流异化风险信息以及缺失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因此，可以在借鉴国外有关风险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从修缮法律法规、完善主体队伍能力建设、平衡各主体权利义务、 完善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实施程序、优化救济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     

维护心血管健康,防控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于各种疾病之首，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严峻的挑战，还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庞大的经济负担，是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和代谢危险因素持续流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对其防治策略和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文章在系统性回顾心血管疾病过去20年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防控心血管疾病的针对性建议，包括维护心血管健康的具体举措，构建疾病防控新格局的主要策略，以及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慢性病管理能力的思路，以期在顶层设计和统一协调下开展全面行动，多个领域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有效遏制并逆转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的趋势。     

传染病疫情社会防控系统建设浅议

当前，各种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不断出现，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性是疫情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医学防治和社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但由于新发传染病大多是病毒引起的，仅仅依靠医学防治难以阻止其发生和扩散，所以需要社会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社会防控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建议推进社会防控系统的建设，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