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视角下医院新发重大传染病应对能力体系构建思考

医院作为预防新发重大传染病发生和控制新发重大传染病持续扩散的重要中坚力量,如何提高其危机管理能力,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疫情防控的难点与焦点。文章针对我国医院层面新发重大传染病应对体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结合“4R”危机管理理论,从预防职能、处理和控制职能、评估职能三个方面提出树立危机意识、完善医疗应急预案、建立协同调配机制、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建立评估恢复机制等六项措施建议,以期为医院应对新发重大传染病提供借鉴和参考。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强制措施法律问题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是我国面临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考验。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基点,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实施强制措施法律问题的弊端和不足。提出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界定实施强制措施的条件,明确强制措施执行主体职责及权限,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严格程序等针对性建议,为完善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法律体系,推进疫情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解与适用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依法从严从快惩治可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司法机关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应严格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界限,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要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范围、行为及因果关系,并处理好法条竞合和牵连数罪等问题,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避免法律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的法理思考

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公共卫生政策既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难题，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相关规定，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卫健、民政等政府部门处置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主要依据是规范性文件。该做法与域外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方式存在着差异，相关制度的设计、启动、落实在科学性、正当性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强。当前，在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这一特定殡葬领域，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尊重个体权利、提升法律制度系统性协同性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和殡葬制度，以便有效应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罪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以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随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和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涌现,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激活.从犯罪学视角对2020年的55例典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原因.应当从社会治理、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和法律规制四个层面入手,构建"四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体系,降低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发案率,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理性流动管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各地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包括个体隔离、疫点和疫区的封锁、非疫区的人员流动限制等。人员流动限制不仅有力防止了疫情扩散,还使得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各行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提高、部分职业声誉提升和家庭成员交流沟通机会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疫情控制管理成本、加大民众心理压力、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易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利影响。本次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管理冲突、非理性流动限制、管控标准不一和后续保障服务不足等问题,建议建立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关口前移、容错纠错、动态决策机制,建立流动限制后相关生活医疗保障和心理关爱机制,加强传染病协同防控能力和提升传染病流动限制智慧化管理水平。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新发传染病的生态伦理探析

新发传染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问题。近30年来全世界出现了40多种新发传染病,它们的发生都与环境的不断恶化有着很强的关联。因此,从生态伦理视角来探究新发传染病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生态伦理意识的普遍不足,科学消费观念的欠缺,高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泛滥是新发传染病防控的伦理障碍,人类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倡导可持续的绿色消费方式,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突发传染病疫情信息披露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突发传染病的应急管理中,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对疫情防控的效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疫情信息披露的理想机制应符合准确性、及时性、必要性的要求。然而通过现行法律法规的梳理,发现我国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存在着不明疫情信息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规定、疫情信息披露主体规定不一、疫情信息披露内容亟须细化、疫情信息披露时限不明的弊病。另外,我国采取层级化的上报机制,同时,对传染病形成科学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导致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受阻。《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一定回应,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因此,应当构建层级化的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分类疫情信息、明确披露内容和时限,建立疫情信息披露的社会参与机制,更好地为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信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