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

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关心与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不同层面的持股结构等因素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了六个理论假设,并设以相应的回归模型,运用SA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建议引导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降低其持股比例,或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相对持股较多的大股东,从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对少数股权过于分散的民营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2.由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培育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降低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集中度,逐步形成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层、机构投资者及战略投资者互相监督的股权制衡局面。3.由高管持股比例与业绩正相关的结论,建议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施适当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来改善公司股权结构。     

管理层权力、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和董事会规模对管理层权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和独立董事比重之间分别为显著正U形和倒U形关系,与股权制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性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研究较多,但大多基于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于一些小的细分行业缺乏其独有的分析。文章通过对2009—2011年沪深A股中136家上市房地产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探求决定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同持续分红政策、成长性和现金流情况正相关,而与偿债能力和周转性负相关,有效地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部分验证了剩余股利和代理理论。而从公司分红多少来看,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以及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比例就越高。     

管理层权力、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内部治理机制时,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和董事会规模对管理层权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和独立董事比重之间分别为显著正U形和倒U形关系,与股权制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性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影响,构建了研究假设,在盈余管理度量模型以及报酬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市场报酬率关系的模型,同时结合市场报酬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关系,研究不同盈余管理程度下机构投资者的反应。按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将机构投资者以6%为分界点,分成持股比例高与持股比例低两组。研究发现机构持股比例高时,在面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时,并没有明显减少持股比例的动机,因为持股比例高的机构投资者除了关注收益外,更注重收益和公司治理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当机构持股比例低,面对盈余管理现象时,更多表现为采取抛售股票马上获利的行为。     

公司生命周期、CEO权力与现金股利决策

选取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生命周期、CEO权力及现金股利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中,当公司进行股利决策时,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同时,CEO权力的大小也会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CEO权力过高会显著弱化现金股利决策的生命周期特征。进一步,CEO权力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     

安徽省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研究

在透视安徽省56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中存在的诸如不分配公司较多、分配形式多样化、存在短期行为等特点的基础上,从行为财务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公司、政府、投资者三大主体在公司股利决策中的博弈行为及其对于安徽省上市公司分红“异化”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现金分红与配股、IPO挂钩,建立现金分红与高管薪酬挂钩,公司治理结构中建立中小股东维权机构等优化安徽省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构想。     

机构投资者与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是近些年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资本结构越快速向目标资本结构进行调整;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更加显著地促进了资本结构的快速调整。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独立机构投资者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改善资本结构决策的线索。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提高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降低国有股比例并增加债务融资比例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     

连续股利公司与无股利公司的对比分析:对投资者的启示

随着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数量虽然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依然占有很大比重.选取从2000年到2014年连续15年无现金股利分配的72家上市公司和连续15年现金股利分配的1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现金股利发放的主要因素着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类上市公司在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金流动性,以及投资者类型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为此,建议投资者根据风险的偏好来决策.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应当选择无股利公司,因为该类公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应当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连续股利公司,而风险不敏感型投资者可以选择组合投资,对两类公司的投资组合比例可随投资者对风险偏好程度的改变而变动.     

国有控股与法人持股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利政策角度研究国有控股及法人持股的治理效应,以及国有控股和法人持股在股利政策中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水平显著低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法人持股对公司的股利政策有正的影响,但在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并没有影响,法人股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多的表现为从属。     

股权集中度、现金股利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实证研究

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内生性出发,实证研究了股权集中度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差异下,现金股利与盈余质量间的相关关系。选取2002~2011年沪、深两地主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盈余持续性衡量公司盈余质量,并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差异下,现金股利与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派发高现金股利的公司,盈余质量优于不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而在部分高现金股利派发率公司中,由于存在股权集中度高、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程度不完善等因素,使现金股利发放并未完全反映盈余质量水平。股权集中度影响了现金股利传递盈余质量的信号作用。     

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企业现金股利是公司金融中较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财务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多个大股东的现实以及公司派发现金股利低且不连续的实际,在系统分析企业生长周期、企业所处行业、投资者需求以及控股股东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决策影响的基础上,将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通过影响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而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派发。基于公司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以及多个大股东之间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视角,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0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误差,以及现金股利与多个大股东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通过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DID等方法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仍然成立。进一步考虑公司所处法律环境、公司的控股现实以及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和高管持股水平等异质性因素,结果发现,当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为市场化进程快或法律环境好时,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多个大股东会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在相对控股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以及高管持股水平高的企业中,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能促进企业分配现金股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股东影响企业决策机制的研究,并且为企业如何从股权结构角度改善企业与投资者关系提供了启发。     

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实证研究综述

从股权结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是近年来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关于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流通性上,研究表明我国非流通股偏好现金股利,而流通股偏好股票股利。国外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负相关,而我国则相反。关于股权制衡度与股利政策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多个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抑制内部股东对外部股东的掠夺,股利支付率较高;而在亚洲,多个大股东则会合谋掠夺外部股东,支付较低股利甚至不支付股利。在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低,制衡作用有限,且倾向于依附第一大股东或与其联盟,利用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相关性实证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影响两者相关关系的因素,试图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委托代理问题。最后得出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呈阶段性的相关关系,企业利润、现金流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两者相关关系稳定因素的结论,为公司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对策和意见,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参考。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实证研究

股利信号传递理论是解释股利政策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股利能有效传递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未来盈利能力的关系,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息内涵包括:分配股利公司的未来收益要好于未分配股利公司;公司股利增加,其未来盈利水平也上升,反之亦然;公司现金股利与其未来盈利能力成正相关性。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够传递未来盈利方面的信息。     

增长机会、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政策选择

将2001-2004年3795家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公司增长机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政策选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盈利水平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增长机会显著负相关,高增长企业支付更多的现金补偿给他们的高级管理者,研究结果支持了契约理论。同时,有证据表明,股权集中度越大的公司,发行更多的负债和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但对管理者的现金补偿越小。     

隐性契约与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隐性契约以商品所有权分割为存在前提,含有隐性契约价格的商品出售使公司承担对顾客的隐性负债,从而对股利政策产生约束。专用性投资是偿还隐性负债的基础,在公司具备相当盈利能力的前提下,专用性投资与股利支付水平应具有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不足,内部资金没有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导致专用性投资与股利支付率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隐性契约与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隐性契约以商品所有权分割为存在前提,含有隐性契约价格的商品出售使公司承担对顾客的隐性负债,从而对股利政策产生约束。专用性投资是偿还隐性负债的基础,在公司具备相当盈利能力的前提下,专用性投资与股利支付水平应具有负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不足,内部资金没有成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导致专用性投资与股利支付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