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沿淮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研究

安徽沿淮经济带现代城镇体系初具雏形,但城镇化绝对水平仍然较低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城市区域带动能力偏弱,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区域人口外流逐渐增多。在准确预测经济带2013-2030年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前提下,综合运用PCA方法和引力模型确定经济带区域中心城市并测度其辐射强度,提出应充分考虑沿淮经济带安徽段实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资源环境条件,依托沿淮经济带现有的城镇空间布局重点和产业发展基础,坚持城镇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施核心城市引领、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最终形成安徽沿淮经济带"一轴、双组团、多节点"的开放型、网络状城镇空间结构。     

江苏沿海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以盐城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是判断城市是否宜居、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据。随着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盐城市在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盐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水平也逐年提高。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三个层面,对2007～2011年盐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数据进行加权和计算,结果显示：沿海开发战略实施初期盐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处于相对低的水平,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欠协调,人居环境在改善过程中呈现波动起伏j但总体发展趋势良好。     

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法治之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视角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化必着力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城市缺水及水质恶化、城市垃圾、大气污染是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应从切实加强环境立法、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面强化环境法律监督这三个方面来将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关于改善和解决农村人居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

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是新时期、新阶段关乎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依然非常落后,存在着垃圾污染严重、乡村绿化综合效果不佳以及人居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关注民生发展的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绿色宜居村庄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提高农民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增强,从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落后的状况。     

流域尺度中的城市人居格局观察与思考——重庆、武汉、南京地区之比较研究

从流域这一人居环境尺度入手,阐释聚居尺度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学术关联,同时选择我国长江流域的重庆、武汉、南京地区的人居格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构相应的时空坐标,对三地的城镇现状格局和历史演进开展比较研究,揭示地域生态环境与流域尺度中城市人居格局的深刻关联,并由此提出三地基于不同生态关系的区域发展策略构想.     

对宁夏新农村建设中园林景观设计的思考

林业建设为改善宁夏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经济落后等因素的制约,宁夏农村园林景观的设计和建设一直未能提到议事日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宁夏首次将促进村容整洁、优化人居环境、实施“塞上农民新居”建设工程列入其中,而在这个决策中,农村园林景观的设计与建设成功与否,将对宁夏新农村战略的实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提高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更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功能,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环境素养视角下的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

基于陕西省893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Logit-ISM模型系统分析环境素养、非正式环境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和行为的共同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环境素养方面,参与渠道、主动监督意识、整治责任意识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发挥显著影响;在非正式环境方面,村内整治工作受重视程度、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同样发挥显著影响.其中,个人贡献受重视程度、村组织支持力度、村内参与氛围等非正式环境因素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环境素养因素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据此,建议加强环境整治知识培训和媒体宣传,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采取因地制宜、因类施策,鼓励通过群众管护、承包管护、社会化管护、制度管护等方式,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生动力.     

鞍山市生态资源与环境质量的遥感数据分析

利用美国陆地卫星资源LandsatTM遥感监测数据，参考相关图件，进行解译判别，监测鞍山市区及各县区土地类型、土地退化类型，并结合水资源的调查结果，对鞍山市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鞍山市全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壤侵蚀现象，但基本上为微度侵蚀，重度侵蚀和中度侵蚀面积较小；鞍山市区和台安县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一般，较适合人类生存，岫岩县和海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良好，生物多样性较好，基本适合人类生存。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人类聚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住区状况是人类聚居的具体表现,整个地球就是由许许多多大小各异的人类住区和自然生态环境组成。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住区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带来威胁,如何解决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冲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已经成为建筑学科及相关领域的重大课题。文章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的一些基本的绿色建筑技术方法和措施。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乡村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特征及再生设计研究——以湘南地区为例

家畜空间作为乡村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环境的村容村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了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构建乡村生态文明,文章基于家畜空间的基本类型特征与再生设计的基本原则,对湘南地区的家畜空间与人居建筑的空间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出家畜空间的集群式和散点式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湘南地区家畜空间再生设计的实际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考虑其人性化因素,即装饰材料生态化,空间布局人性化以及使用功能多样化,实现了废弃家畜空间的功能再生、形式再生,促进了乡村废弃建筑的重生和乡村经济新增长。最终对乡村生态文明,特别是人居环境中家畜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以生态环境为本 小城镇农贸市场设计思考

小城镇作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是农村对外开放的窗口。而农贸市场历史的特征及在小城镇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确立小城镇农贸市场设计的理念,在农贸市场建设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从而提高设计的深度、广度和质量。     

清初青海蒙古麦力干部牧地及所辖三角城地望考

麦力干部属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是清初活跃在青海祁连一带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本文通过对《秦边纪略》的再研究,对麦力干部的牧地范围作了初步界定。进而对“大通河源”及“三角城”两个重要历史地理概念进行考辨,认为《秦边纪略》所说的“大通河源”即今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永安盆地和浩门盆地。三角城是麦力干部的辖区之一,不是其政治中枢所在。三角城居住的是反清起义失败后逃入麦力干部的一批回族官兵,今门源旱台乡红山三角城乃其遗址。     

作为文化区域之“湘东”界定

研究和发展地域文化,首先应明确它的地域性。罗霄山西麓、湘江沿岸及其东,即以株洲为中心,包括长、株、潭、衡阳市之衡东、衡南、安仁、耒阳、常宁,北起岳阳之临湘、汨罗、平江,南至郴州市之桂东、汝城、资兴之湖南地域,具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较稳定的行政区划历史及相对接近的居民生存方式,且族群和方言同源。故可界定为湘东文化之区域。     

附地而生的困惑——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制在客观构成城乡之间的差异,走出农村的农民在城市谋生时并不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生存的根基,他们在心理和生活的归宿认识上仍然是"附地而生"的."附地而生"的形成原因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对于所介入的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进城后的民工在由于社群关系的缺失而丧失了来自于社群内部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由于市民的公民心态没有成熟,进城的农民无法从市民那里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综合造成农民"附地而生"的原因,笔者提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系.     

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民生计模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户的生计模式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实现生计模式多样化。本文以甘肃省秦巴山区的文县、康县和西和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生计模式选择中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农户传统生计模式的自然环境基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耕地面积极少，且碎片化现象严重；(2)当前研究区域农户的生计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有农业单一型和非农型两种；(3)耕地面积和生产工具对农业单一型农户生计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但不具有显著性；(4)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干部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是决定农户由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同时家庭固定资本、获得信贷的机会、现金收入等也对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生计模式转化起到促进作用。     

汉代政治型都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型都市的影响

西汉的长安城不仅是一座行政中心,而且在我国古代城市化进程中象征北方政治型都市模式的开创,这一大都会的形成与当时西北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也有关。适宜的政治气候加上各种人文因素构成了早期政治型都会的特征：首先,它的城市基本布局和功能处处彰显了北方政治伦理文化的基本特征;其次,长安城内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体现了政治礼乐文化的浸染;再次,长安的城市文艺活动,尤其是文学也彰显出当时这座都会以政治为中心的风貌。长安都市文化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成为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人居条件较为适宜、依据皇权独断和政治等级而展开的古代都市。同时,政治型都市文化在当时也构成了对江南经济型都市文化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