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成为全民的信仰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确定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由此成为我国改革路线图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要真正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作用,建成"法治中国",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现实中,违法乱纪、权力膨胀与腐败、司法公信力丧失、一些民众信访不信法等问题依然存在。人民没有法治信仰,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卢梭说过:"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     

法律能够被信仰吗?

"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教授本义的误解。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倡导"法律信仰"会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从理论上把中国法治建设引入误区。     

法律信仰:依法治国的内驱力

法律信仰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它体现了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的契合、主观信仰心理与外在信仰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精神是法治理想实现的精神先导,是法律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法律得以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总之是依法治国的内驱力。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我国公民的现代法治观念已得到明显提高,但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精神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

学者们在探索中国如何建成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具有法律思维的公民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能够本能地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法律思维的根本特点是根据法律进行思维并使法律思维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法律思维的培养需要在经济基础之上,加强外在的监督与强制以及内在的良心与信仰。     

法治的层次性：工具与信仰

根据治者信守法律的动机和符合法治的程度,法治主导者对待功利的态度,法治理论的社会基础是平民还是精英及其对待法治倾向于工具还是信仰,法治可以分为“工具的法治”和“信仰的法治”。工具的法治相对于信仰的法治,对治者提出的要求较低,其法治目标也更务实,并且切实考虑到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着眼点。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公民法治观念淡薄的成因与法治观念培育

党的十五大以来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们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实行法治 ,建立法治国家 ,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重任。然而 ,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 ,自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阻力 ,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由于公民法治观念的淡薄 ,难以对法治的有效运行提供有力的思想、行动支撑 ,极大地制约了法治目标的实现。为此 ,本文在对公民法治观念淡薄的成因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探究与反思的同时 ,并将面对现实 ,就如何培育公民法治观念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思路     

关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在农村,部分农民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既不能自觉信仰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从而产生法律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严重制约着农村的法制建设,迟滞了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采取措施,使法律成为农民的信仰对象,成为保护其最高利益的根据,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根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需.要真正营造一种法治的社会氛围,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律权威,克服信仰危机,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和谐社会的信仰基础——法律爱国主义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使原有的价值系统与信仰体系受到了深度的解构。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法律爱国主义,为我们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决定了法律信仰将成为社会信仰的基础选择,而多民族共生的国家形态使得以公民身份取代狭隘的族裔身份成为社会稳定的最佳取径。只有这种基于法律认同所感知的国家认同才能带来正当的公民忠诚与公民团结,才能促进国家的长久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法发生学视野下诉讼法理论体系的基点

法与诉讼法相伴而产生并决定着诉讼法的理论体系,因而从法发生学角度,将诉讼法界定为法之产生过程中第三者公共权力、双方当事人基于一定的原则和目的来确定各自地位,使第三者公共权力根据良心、风俗习惯和传统作出裁决,以及为使第三者公共权力作出具有合法、合理的裁决,三者共同完成沟通、说服及其所需的方式、方法和顺序而形成的规则体系总和。诉讼法的基本特质为对话性、自治性、三角形架构性、道德性与强制性的双重性、诉讼场域性。诉讼法含义在诉讼法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核心的地位,是诉讼法理论体系的基点。     

中国法学民间法路向的意义指向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是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益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一方面作为法律与社会的媒介方式而有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证成困境和实现作为规则化治理事业的法治的目标。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益于作为规则化治理事业的法治的实现。     

关于依法治国与经济法的若干问题

文章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法律和政策依据;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法治理或管理国家;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法;要正确认识什么是法,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概念和特征;实行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制定《经济法纲要》。     

试论法的本质——兼论法的功能建构基准

依据法的本质决定法的功能的理论,将法的本质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指出了法的思想意志根源和政治功能,理性是促使统治阶级意志必须接受或者反映所谓被统治阶级及社会公众的意志和利益的历史动因,国家功能的多样化促使人们思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与法律建构;文明的社会发展史证明明智的统治阶级总是以寻求和谐的社会运作模式为法的功能建构基准。     

法哲学辅助法律成长

对于法律哲学怎样辅助法律的成长,卡多佐指出,法律哲学将告诉我们,法律如何产生,如何成长,发展的未来又会怎样。正是法律哲学的这些普遍性和抽象性,指导法律思维,左右法官意志。在卡多佐看来,每个判决提出的问题其实都涉及一种有关法律起源与目的的哲学,这一哲学尽管非常隐蔽,实际却是最终裁判者。法社会学具有将法定义泛化的特征;依法判决只是法律运作的外在形式,法官的独断还要经受实践和理论的检验。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软法问题及软法现象分析

本文通过探讨软法问题形成的原因,引出软法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在重树立法律权威的同时,也要重视软法这一类法外资源,将它们引导到法律中能推动并保障法律的实施。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社会·法律·法之理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条件和需要的反映。社会生活不仅产生各种问题即法律需求,还蕴藏着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因此,每个国家的法律发展都是一种本土化的创造性活动。法之理也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思考、发现、检验和证明法之理,是促进法律发展和法学进步的方法。在社会调查中思考法之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探究——以法的利益本位为进路

从法本位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指出两者在利益的承载主体、内在特征和外在干预等方面存在殊异,因而两者是并存的2个法律部门,但两者并非是绝然对立的,两者在终极目标上存在着同归,即追求实质公平、保障基本人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

在农村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家法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国家法向广大农村推进之时却面临着重重困境,广泛行之有效的是民间规则.在此情形下,探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对于完善以国家法为主导、以民间法为补充的现代农村法律体系,是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