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外交与相关礼制(续)

论述朱明王朝西南东北全方位的外交态势,分析洪武帝奠定、永乐及其后诸帝继承的明朝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原则,探讨明朝外交事业的要点(也是特点):一是重视德治外交,二是讲究外交方面的大国之礼。     

试论清代封闭意识的危害及其逐步打破

清代前中期极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但清政府对外方面依然固守天朝外交原则,统治集团依然执行封闭的外交政策.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慢慢改变.中国外交逐步走出了中世纪的封闭.开始具有近代外交的气息.但这种打破并不意味着中国封闭心态的结束,在这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时不时还会冒出自我封闭的意识.     

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探析

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的确立 ,是明朝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多次出使西域、中亚。哈密卫的设立及明政府给予贡使丰厚的回赐 ,吸引哈密、吐鲁番及中亚撒马尔罕、哈烈、鲁迷及天方国贡使源源不断向明朝进贡。贡使入关后受到贵宾待遇 ,沿途有通事伴随 ,京城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贡使 ,这种贡贸关系将中外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古代外交礼制的历史流变考察

古代外交礼制是宾礼的一部分,先秦时期,和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礼类似的是古代宾礼中的聘问之礼。汉唐以后,外蕃来朝之礼(即后世的外交之礼)成为宾礼一直保留的内容。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外蕃来聘问的详细仪节大体沿用唐制。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要至清中晚期才开始,此时,随着中外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外交礼仪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开始被动地与国际外交礼仪接轨。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及了本的作用（1989—1993）

1989—1993年,日朝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冷战前后国际形势对两国的冲击。经过非正式往来和政府间的交涉,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在核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搁浅了。当然,日本方面在这一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朝外第一大杂院

正北京的大杂院很有名,但随着城市街区的改造,不断崛起一片片高楼,如今这样的建筑已越来越少了。大杂院逐渐成为京城的孤品遗留在老城区。朝外86号大院当年北京有数不清的大杂院。就我所居住的朝外大街,胡同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灰平房都是一个连一个的大杂院。一般一个院子住着五户以上的人家,通常就被称为大杂院。有人写过朝外的椿树大院。那个大院确实很大,住着几十户人家,但不是朝外最大的大杂院。最大     

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一直未断，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如：使节携带什么形式的外交文书；进入对方境内，接、送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和送伴；到达对方京城，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以及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和对方皇帝如何接受国书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于使节的立、坐位置，都有严格要求．本文不想对宋金交聘礼仪做全面探讨，仅就宋金关于外交文书和接受外交文书礼仪的斗争略加论述。     

朝外大街上的回民饭馆

北京城有许多条老街道.老街上有许多东西,在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才让人们深深地怀念.朝外大街上的清真饮食店,那些小饭馆做出的美味佳肴,就一直珍藏在老朝外人的记忆里.我的家就住在朝外大街附近,我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33年前的秋天,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离朝外大街很近的一家运输公司当随车装卸工,从此每天在外就餐.这半个流浪汉的职业,让我吃遍了朝外大街上的每一家饭馆.那些清真饮食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美国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危机解析(1983-1989)

20世纪80年代美国确立以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为明,"贷款换武器"等"秘密行动政策"为暗,来达到政治、经贸、外交甚至国家安全上的战略目的的外交决策思路。通过宏观纵向解析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推进中的三点原则,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拉克出口绥靖政策最终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外交政策的模糊原则与政策实践的逻辑冲突。     

郑和外交成就之思考--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郑和是明代杰出的外交家,在七下西洋中,他以经济互利来推动外交,以文化交流来促进外交,以平息争端、维护和平来拓展外交;以军事为后盾来维护外交成果,以以德睦邻来赢得外国信任,从而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郑和之所以在外交上取得成功,既得益于他本人出色的才干和智慧,也是与明朝国力强大和外交政策正确分不开的。     

《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

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稼轩。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稼轩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稼轩词经典化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了铺垫。究其原因有三:词学理论的转向、豪放词风的延续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从明词与稼轩词关系入手,可为进一步深化对明词的认识、重新估价明词的历史价值找到一个新的观测角度。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 ,结果不仅使明朝丧失了统一西域的良机 ,而且也加重了河西防务的压力。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 ,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 ,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沈惟敬的籍贯家世、生卒年日及其早年经历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册封日本使者沈惟敬在中日外交史上地位突出。近年关于沈惟敬的研究多注重于他的外交活动,对其本人的相关信息鲜有涉及。文章梳理了沈惟敬的相关信息,考证其籍贯为“嘉兴府嘉兴县”,其家世可能为平湖名家“清溪沈氏”;考证其生年为嘉靖十六年（1537）,后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被批准处决;考证其早年曾参加过御倭战事,后来寓居北京。沈惟敬的早年经历与其后来跻身东亚历史舞台有着一定的关系。     

试论万历朝救荒专著的特点

明万历时期是明王朝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时期。救荒专著大量涌现体现时代的强烈需求,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专著的作者多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他们从灾荒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是他们延缓了明王朝的覆亡。救荒专著本身具有目的明确、内容丰富,且救荒措施灵活变通的特点,但也存在逻辑简单的缺陷。历史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加重灾荒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大量救荒专著勃兴本身似乎也在暗示着一个王朝的衰亡。     

儒家伦理道德重建与《三国演义》

明朝统治者和士人认为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滑坡与沉沦。明初政治文化的使命就是儒学精神的重建,这也是三国故事二度创作的契机。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