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思想的整个过程中,不但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深刻地体现于法律制度当中。在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家法律思想,要认真研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和借鉴。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伟大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实践论引人法律领域,实现法律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法律思想的精髓。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法律思想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伟大创新。     

从传统儒佛道思想看中国法治建构的缺位

健全的法治和相对完备的法制思想是西方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以儒佛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其多方面积极价值不可泯灭,但在思维模式、学术理念和社会基础等多方面缺乏实现法治建构的可能性。当今中国应该在保持民族本位文化前提下,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坚持法治社会的构建。探索传统儒佛道文化和法治理念的相融性和互补,是中国弘扬现代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法律与道德关系新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对儒家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要做具体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具体的,不简单地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德法并举,但更要强调法治。     

中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之程序公正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律文化建设受到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程序公正以及与程序公正相关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不健全、不完善,是制约我国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提出程序公正对建设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摒弃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不断完善程序公正理论,从而推动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法哲学

尽管儒家法哲学在今天已经衰弱了,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法哲学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亡,它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儒家法哲学中的内容并不都与法治思想相冲突,因为传统、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的法治思想不可能解决中国司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而儒家法哲学中的道德法则、亲情伦理、"诚"、"信"、"息讼"等内容完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法律资源,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寻求一条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法律之路,这也正是复兴儒家法哲学的意义所在.     

礼治德治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论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的源起

主要是从社会历史文化及思想理论背景等视野解析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源起的原因,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法律的思想变化过程,从而明晰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的源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是人类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且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坚实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和:法文化的思考

"中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也是古老中华法系的"法统","和"是道之用,也是法之用。"和实生物"包含"和实生法"。从"中和"之道可以看到"中和"之法的三个特征:"中和"、"中正"、"时中"。从贵"和"之礼可以展现贵"和"之法的七个层面:道德与法律之"和"、法的天人之"和"、法统之"和"、实在法之"和"、综合为治之"和"、定罪量刑之"和"、法律生活之"和"。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略论高校文科学报与法治文明建设的互动

面对高校学报的当代出路问题 ,我们不能不审慎地探讨高校学报的当代法治处境。高校学报比一般大众期刊与当代法治文明的关系是更为密切的 ,具体表现为高校文科学报与法治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 ,法律的调整是高校文科学报规范运作的保障 ;另一方面 ,高校文科学报是繁荣法学研究、推进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出路

法学实践教育要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国法学实践教育面临着很多困境，主要是实践流于形式，对社会需求认识不足等，而社会需求的理论对指导法学实践教学很有意义，适应社会需求才是法学实践教学的出路。     

法哲学视界下的法人本质理论

我国最近颁布的《民法总则》对法人的本质属性作出了界定,意蕴了多重法人本质说的合理性。法人本质理论建立在一定的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哲学流派不同则学说不同。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法人本质理论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并随其变迁而变迁。依辩证抽象具体理论,以“法人拟制说”“法人否定说”和“法人实在说”为代表的诸种法人本质学说是对法人本质属性的概括,而非本质的概括。事实上,人作为个体抽象物亦处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共性之中,且当法人实践活动不断演进、法人主体形式已然变化时,就更需要新的理论予以补充。因此,法人本质学说应该是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