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中治理机制与农户续约意愿

提高农户续约意愿是“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基于海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和陕西6省共5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治理机制（正式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续约意愿的关系机理,并深入探讨市场不确定性对两种治理机制与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契约约束力和关系治理均正向影响农户续约意愿,契约包容性负向影响农户续约意愿;关系治理强化了契约约束力对农户续约意愿的正向影响,但对契约包容性和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市场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契约包容性和农户续约意愿的关系,正向调节契约约束力和农户续约意愿的关系,但对关系治理和农户续约意愿间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公司和农户缔结的超市场契约及其治理的信任机制

公司和农户缔结的契约是有别于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超市场契约，这种契约关系的治理以提升公司和农户的信任关系为基础和前提；信任机制作为一种独有的、起基础性作用的治理机制，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可以通过互动式因果关系来交流和分享默认知识与信息，以达到交易价值的最大化，从而确保契约关系的稳定和高效率。信任机制对于公司和农户契约关系的治理之所以重要，就像价格机制对于市场、权威机制对于企业之所以重要一样。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投资者保护制度、控制权市场与劣质并购

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都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外部治理机制。如果法律制度较差,则市场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相反,如果市场较差,则法律制度将成为更重要的治理机制。以2000—2008年的730个劣质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较差的时候,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较强;当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增强后,控制权市场对劣质并购的惩戒作用减弱。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和控制权市场这两种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

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引导农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是实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根据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现阶段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下交易过程产生的成本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治理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以下改进建议:第一,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在强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完善农地经营权流转监管的法律制度。第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在供求机制上,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以农户的利益为出发点创建多种形式的土地托管、股份合作办法,以激活供给侧。在竞争机制上,建立土地价格评估机制,发展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土地托管和土地股份合作等相关制度。     

＂公司＋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在分析“公司＋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系统的结构及要素间的动态反馈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公司＋农户”型供应链合作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借助VensimPLE平台与政策模拟方法研究了不同合作机制下公司与农户利润的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保护价合作机制能够有效保护农户的利益,提高农户的履约率,但此时公司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其利益得不到保障,公司违约的可能性较大;为了规避市场风险,采用“保护价＋期权”模式,公司通过农产品期权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能有效化解供应链系统的内部风险,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保护价＋期权＋生产协作＋保证金” 合作机制可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绩效,使公司和农户的利润都得到改善.     

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意愿——基于安徽省的实地调查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农村的生活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提升农户的污染治理意愿对于缓解农村环境污染压力尤为重要。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机会成本、政府行为与农户生活污染治理意愿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安徽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固定垃圾点设置与农户生活污染的治理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治理农村生活污染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治污的积极性越低;与安徽省的其他地区相比,皖北地区农户的生活污染治理意愿较强。     

荷兰花卉拍卖合作社:生存还是消失?

简要介绍了荷兰拍卖历史和拍卖合作社发展历程;进而通过介绍FloraHolland花卉拍卖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在花卉交易中所扮演角色,认识荷兰农产品拍卖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和运行原理;并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拍卖合作社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讨论了在农户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购买商专业化程度增强和规模增大、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的市场形势下,拍卖合作社需要调整其治理机制、服务内容和市场战略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然而,我们仍可以预见农产品拍卖合作社转变为营销合作社或退出市场的趋势。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     

大国小农:结构性矛盾与治理的困境——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危机,并且治理效果欠佳,反映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文章认为,大国小农的结构是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市场,使得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激励机制失效,农民缺乏从事生态农业的动力。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也难以对接大国家,使国家难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导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新时代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塑农业治理结构。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银行业治理体系解构、比较与整合

银行过度冒险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微观因素，内部治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在控制银行风险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研究将这些治理机制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中，旨在明晰各种力量内在联系和实现有机整合。分析各治理机制影响银行风险的形式和效果，比较相对的优势和局限性，提出治理体系整合的思路和措施。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属于政府单一中心模式,它受制于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二元分层制度,排斥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使得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且农民土地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其所有权主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宪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亟待进行多中心变革。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可以实现政府主导、司法救济、社会参与和市场契约的和谐的征收与补偿秩序,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之道。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困境与法律思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5年以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全面深入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该法必然遭遇到一些法律困境.合作社成员的来去自由的准入制度及合作社设立标准的不统一问题影响了合作社的稳定性,同时合作社成员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既违背合作社设立的初衷,也直接导致合作社治理机制的缺憾以及特定成员的法律责任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严格成员准入制度以及统一设立标准的基础上,平衡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健全包括监督机构在内的合作社治理机制,再对特定成员加诸特别义务,以期对合作社面临的法律困境有所帮助.     

认知理性视角下小农户的行为逻辑

在梳理关于小农户行为属性三派争论的基础上,提出认知理性小农户概念,构建认知理性小农 户行为的两阶段主观博弈分析框架：小农户在与所处情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主观博弈模型,进而在 主观博弈模型下进行策略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两个阶段分别达到主观认知均衡和主观博弈均衡。小 农户的认知理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具体表现为情境锁定和情境适应两种模式,所依赖的情境 主要包括社会制度、交易市场、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五个维度。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情境变迁中,小农户在情景锁定和情境适应不足的双重作用下,面临认知及行为的情境失调危机。在 农业高质量发展情境中,小农户行为的认知治理路径包括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增强扶持政策的认知导 向、构建产业链准纵向一体化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