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中国特色宗教政策的“理”与“力”——人权的视角

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理＂体现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理论和实践中其内容的正当或正当性;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力＂体现在其＂理＂的基础上的生命之＂力＂、逻辑之＂力＂、道德之＂力＂以及法律的保障力等。同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界定过程。     

法家“理”的理论审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法”.其实,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理”,不是“法”.法家在推崇法度的同时,更加强调“理”,因为法度在实践中存有偏离本来航道的危险性,预设“理”来保证航道的正确方向,其运思是精密的.这是在法家道德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之一.     

论朝鲜族舞蹈“形”与“力”的关系

朝鲜族舞蹈是一种综合性舞蹈艺术,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形体来表现感情、性格和色彩,具有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表达形式。朝鲜族舞蹈所体现的直发力和传导力、“形”与“力”、“力”与“力”、“形”与“形”的关系是朝鲜族舞蹈风格表现形式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谈台湾“国语”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常用语词--以“没有”“不会”“不行”“拜托”为例

对四个与言语行为有关的词：“没有”“不会”“不行”“拜托”，在台湾“国语”与普通话中使用情况的不同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法化程度深浅之不同，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台湾“国语”中这四个词在用法上都已有往前推展的迹象。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启示”、“启事”和“公告”辨

“启事”和“公告”在使用上常会用错,情况有二：一是将“启事”误写为“启示”;二是将“启事”,“公告”混同。其实,“启示”并不等于“启事”;“公告”也并非公开告知之意,启事的内容切不可冠以“公告”之名。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三农”发展中文化力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检验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强制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考察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与“三农”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与“三农”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文化力在政治力、经济力与“三农”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独立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治力、经济力均通过文化力的中介效应对“三农”发展产生间接效应,同时也存在直接效应,是部分中介效应;在综合模型中,政治力、经济力通过文化力的中介效应对“三农”发展产生间接效应,而直接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是完全中介效应。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对“V上”之再考察——基于韩国学习者偏误类型的分类

从语义分化的角度入手,并参考韩国学习者的偏误类型,对“V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主要是把“上”按词性分为2大类：上1（实词）和上2（虚词）。然后按语义又把“上1”分为3小类：基本义、表示接触或增添、表示达到或达成;“上2”分为2小类：提示新变化、量标记。实践证明这种分类有益于对韩汉语教学,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V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解。     

从“活教师”到“人民的教师”：陈鹤琴幼儿教师观的转型考察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学前师范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长期关注并投身幼儿教师培养事业,不断更新并发展其幼儿教师理 念。早年教育经历形成了陈鹤琴对教师职业的初步认知,师范教育办学使陈鹤琴确立培养中国化“活教师”的志向,积极开展 “活课程”“活教法”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提出教师应自我改造为“人民的教师”。从“活教师”到“人民的教师”,陈 鹤琴始终强调幼儿教师同时肩负保育幼儿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积极呼吁提升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保障幼儿教师工资待遇, 并持续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实验,以确保幼儿教师得到系统专业的训练。     

“农民负担”中的核心变量分析

从“皇粮国税”至“农民负担”，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租”、“剩余”、“费”三个核心变量导致和加速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而隐藏在变量之后的是国家、农民与“中间组织”的利益非均衡分配的关系，并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国家类型。     

声音的“政治”——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歌朗诵理论研究

有关“朗诵诗”概念合法性的讨论,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朗诵理论的焦点之一。针对此问题,“纯诗”论者与“大众化”论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众是否能够接受诗歌朗诵”这一问题上,两者观点也不一致。但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曾经的“纯诗”论者,如朱自清、李广田等,逐渐意识到诗歌朗诵在“传播—接受”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歌朗诵是将“个体世界”与“公众世界”结合在一起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诗歌理论家看来,诗歌朗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读”与“听”,暗含着一种声音的“政治”,指向现代诗的公共性。同时,诗歌朗诵也是现代诗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     

考“尚”

“尚”是一个本义失落的字。在古文中,“尚”、“上”相训,二者都是指事字,在“高”、“尚”、“上”三者比较中,“上”又是“尚”的亚状态,它仅仅指地平面上的物,后成为一种泛指,初义比“尚”又低了一个层面,但二者的确指性都是明了的,虽然高度不同,一在屋脊之上,一在地上,但上部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故而能互训。明白了“尚”的高度性指示性质,由“尚”转化的意思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让你过上好日子

罚站也要耍帅 青春期的黄渤是个让老师“戳脑门”的学生，成绩差得一塌糊涂。 一天，因为迟到加上考试不及格，黄渤被罚站半天。瘦瘦高高的他在门口摆了个帅帅的站姿。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女生走过来，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