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品性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自于社会也服务于社会,宪法也不例外。宪法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高级法,决不应仅仅停留于政治国家层面,而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以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为终极关怀。由是观之,宪法是契约之法、和谐之法、稳定之法、维权之法、经世之法。     

宪法是什么?

“宪法是什么”的解答攸关我国宪政工程的质量。然而,我国法学界对此却存在一些误读。正本清源,宪法不是母法,是公法;宪法是主观法,也是客观法;宪法是根本大法,也是精细之法。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立法表达的司法面向及其反向要求

历史地看，立法者制定立法之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制约法官等用法者的专断/主观能动性。但这种认识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即立法者可以单方面完成法律的创制。而实际上，立法之法注定只能是法律的一种原材料，它的真正完成内在地需要法官等用法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意味着，立法表达必须保持司法(用法)面向，以一种相互合作、相互成就的立场看待司法能动性，进而通过一定的举措主动而预先地为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留一定的空间。     

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法理思考

紧急状态法制之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实属于必要之法。而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法理基石,则应当包括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价值、原则问题、基本范畴和法律关系等方面。在确立了作为特别法的基础上,进而再对我国紧急状态法制进行宪法性安排。     

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监督模式研究

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保证宪法正确实施并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宪法,依据宪法实施监督主体来划分,宪法实施监督的模式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型宪法监督模式;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型宪法实施监督模式;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型宪法实施监督模式;四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型宪法实施监督模式;五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机关型宪法实施监督模式.五种宪法监督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它们各有利弊.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监督模式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根据分权制约监督原则,应当在全国人大下设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审判和检察权的宪法实施监督体制.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是:(1)从根本上克服了人大或其常委会本身既立法,又审查自己所立之法是否合宪的不足;(2)有利于人大从繁重的立法任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最高决策权的行使和宪法实施监督上;(3)立法院制订出的法律案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后,做出批准决定,由国家主席公布实施,这样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又兼有"两院制"立法的优点;(4)可以解决目前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一个主体造成的效力判断标准难问题;(5)能够保证国家的法制统一.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述评

本文概述了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主要论点: 1. 人口增长常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2. 人口过剩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3. 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两个方法: 其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它是指水旱灾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的死亡,从而减少过剩人口;其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它是指政府可以采取的种种调控人口的方法。本文又对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作了历史、客观和辩证地分析和评价。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关于高校法律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

高校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培养学生遵纪守法 ,树立法制观念的守法教育课程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更高的需要 ,法律基础课教学应由一个侧重点变为两个侧重点 ,即思想性与知识性并重 ,教育性与应用性并重 ,守法教育与用法教育并重。在以宪法教育为主进行守法教育的同时应加大经济法、诉讼法等应用法的教学力度 ,培养学生的用法能力 ,延长教学时间 ,改进教学方法 ,加强案例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宪法法律化:中国法治之未竞事业

宪法法律化是指宪法像法律一样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宪法法律化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与认知问题,即认识到宪法首先是且必须是法律;另一个是制度与实践问题,即实施宪法这一法律的司法性机关的建立与司法适用实践经验的积累.从世界各国立宪与行宪史察之,自宪法到法律之生成规律,一般渐次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即宪法的法律宣言化、宪法实施的制度化及宪法的个案适用与解释.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在我国,要完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就必须完成宪法的法律化过程,这应当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宪法法律化虽是一个老问题,但它在我国仍然是个新问题,是我国法治之未竟事业.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多维视阈下民法与宪法关系略论

民法与宪法关系问题在我国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焦点问题,出现了＂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等倾向。本文从性质层面、价值层面对宪法规范私法效力问题及对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实现二者关系的正确定位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从立法政策学看公法学的制度价值

以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在立法政策学的意义上是可行的。对公法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立法机关进行科学的立法规划和建立起系统化的立法体系，但前提是必须以宪法作为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职权的法律依据，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本身是公法的理论和制度前提，它既包括了公法的正当性，又涉及到私法的正当性．基于宪法与公法的不同法律特性，宪法学应当尽量地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为主线，尽量减少宪法学自身的抽象性，避免使宪法学的范畴与公法学的范畴相混淆。     

关于依法执政的若干思考

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关系密切，但内涵不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执政，必须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依法获得和运用国家权力，并积极推进执政立法；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领导，并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解读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凸显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强化了党执政的合宪性基础,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其内在地要求党的宪法理念的更新。     

比例原则与权力之治

在学者的研究当中,多将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或者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事实上,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国家权力运作的效率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比例原则不仅仅是行政法上的一个原则,而且也是宪法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宪法的许多条文的规定都蕴涵和体现了这一原则。它不仅约束公民,要求公民自身不得滥用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更制约国家权力,要求国家权力也不得滥用,否则,有违国家产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