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八句话

近一两年来,城市社区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大中城市到小城镇,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工作中的“热点”。但在社区建设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倾向,值得关注。一是行政化倾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基础是居民参与,本质是居民自治,核心是以人为本。政府的职责在于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培养培育居民自治能力,创造条件让居民管理、办理自己的事情。可在一些社区里,却出现了政府当家多、居民做主少,政府议定多、居民参与少的现象;出现了有些政府部门争相把自己的“腿”伸进社区,工作压给社区,对社区居委会发号施令、派任务、下指标等等。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基础析论

居民政治参与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居民参与现状不容乐观,居民对社区自治制度的认知度较低,与居委会关系比较淡漠,缺乏主动参与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笔者试图从政治文化视角探究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现状、分析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改制后的国企社区建设如何实现创新

国企社区建设是应对“后单位制”时期国有企业、政府和社区之间管理真空的有效途径;国企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国企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国企、政府和社区之间的联动机制,有效激活社区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实现国企社区的和谐发展;国企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一种独特形式,体现了一般城市社区建设的共同规律;国企社区建设同时也要力图解决一般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对“后单位制”时期国企社区建设的深入探索,将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更为充足的实践经验。     

楼院自治：协商民主在基层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斧”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楼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以及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等方面进行了科学、有益的探索。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研究——以松江新凯家园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当家作主,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据上海郊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和特殊情况,当前,要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升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各类社区组织的建设,继续加深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江苏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在全市社区建设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发扬社区民主 发展社区服务

一、社区建设要发展居民民主自治社区建设的规则主要是城市法制规则指导下的居民民主规则。也就是说大的事情,市民要服从城市的各种法规,用城市的各种法规进行管理,居民在小区里则要用民主管理来规范。有关条例明确规定,社区组织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我们在社区建设起步阶段,强化行政的组织动员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以行政为导向,强化外力作用,则容易造成社区成员的依赖性和依附性,难以真正调动社区群众主动地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所以社区建设,要逐步从他治走向自治。一是要以民主的方式把热心社区事业、有能力、有…     

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释义与实践发展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城市基层民主的形式是“居民委员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实践的创新,“城市社区”延伸和取代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含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历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即城市社区从“法律上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政府领导——政府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双重属性”的变化,推导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可能的两个趋向,即社区自治的归位和政府领导的弱化.     

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污染排放效率、倡导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双重视角,将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FDI与污染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际污染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逐底竞争”与“逐顶竞争”双重效应。FDI对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二者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但通过“以邻为壑”等阻碍了邻近地区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存在门槛效应,适度引进高质量FDI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引资质量,提高污染排放效率,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的外交思维:倡导“命运共同体”建设

"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这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主动承担责任、谋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结果。"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非常丰富,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在实践层面,中国一直在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践行着"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向着"负责任大国"的方向迈进。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参与式方法在中国的发展沿革

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曾是20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中国发展界的必备工具,但却在当前大规模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中销声匿迹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在当初的风行,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不再为今日的社区发展工作者所认知和使用?本文通过回溯中国参与式发展的历程,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进而指出,这一套农村工作和社区发展的理论方法当初之所以行之有效,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一直信奉和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需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应该重新焕发生机,成为社区工作的必备理念和工作方法。     

文旅融合背景下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策略研究

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是激活文旅产业的密钥,亦是推动非遗文化由资源变资产、遗产变财产的产业化发展重要途径。文旅融合背景下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开发可以从产业融合、交流融合、服务融合、空间融合四个维度进行：一是继续开发开放海派传统工艺美术IP资源,协同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二是用好用活“节、赛、会”资源,加快推进长三角“非遗+旅游”交流融合。三是积极推动数字新基建建设,构建海派非遗文旅融合生态服务体系。四是坚持功能提升,增加城乡区域文化辐射力,推动海派非遗文旅空间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