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时空效力的哲学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例

世界由时间、空间和物质构成,时间和空间的速度完全对应。因此法律必然是时空下的产物,而法律的制作前的评估预测是其文本的前在时空,法律表现出的时空是法律的特质和风格,而法律必须面对未来形成前瞻时空,形成法律的时间律动。因此法律的本质需要运动,即修订和发展完善。以刑法为例,"时间效力"之哲思路径是"追诉时效→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内涵在于规则之治——契约精神与保障人权。刑法"空间效力"之哲思路径是"法域冲突→习惯法之司法适用。而哲思路径的后端呈现为"法不溯及既往→契约、逻辑与规则"与"习惯法之司法适用→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这样的路径。刑法之时间效力与空间效力的哲思,便如此在"规则"与"空白"之处对接,在"明晰"与"隐含"之间更新,在"精确"与"含混"之间成长,在"枷锁"与"自由"之间生生不息。不同种类的刑法的使用,必然彼此产生影响。这种法律种类的时空影响,虽无规则可循,但整体上说还是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问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修正案与原刑法典之间在时间效力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立法的疏漏,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这种冲突难以得到解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主义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在时间效力上应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据此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论国际刑事法律冲突的表现与解决办法

国际刑事法律冲突是因各主权国家对国际性犯罪适用刑法而产生的冲突,其种类和表现形式纷繁多样,但解决办法概而言之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将国际刑法规范规定在国内刑法中;制定国际刑法典和设立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论税收优先权效力冲突及解决

我国在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正式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该项制度最主要的问题是效力冲突。本文论述了效力冲突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即税收优先权内部的效力冲突以及税收优先权和私法债权的效力冲突,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大陆与台湾法律冲突问题分析及其冲突规范比较

一、大陆与台湾法律冲突问题分析 法律冲突,是指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由于各自内容的差异而导致相互在效力上的抵触。就其形式来看,则是表现为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应适用何国(地区)法律的矛盾状态。从广义上讲,法律冲突可能发生在法律的各个领域或各个法律部门,但由于刑法、行政法的效力有着严格的属地性,一般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而     

论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

最高额抵押制度在国外立法较为完善,而我国《担保法》的此项规定则比较简单且对最高额抵押的效力多有限制或禁止。最高额抵押的效力可适用普通抵押效力的规定,但也有其特殊性:担保的债权范围由当事人约定的最高额和决策期决定。最高限额、债权、决策期可以约定变更。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主合同债权和最高额抵押权应可以自由处分,以完善我国相关司法解释。     

论唐代的效力与罚镇刑

效力和罚镇是唐代出现的两种特殊处罚手段,是传统的发罪人为兵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效力主要作为刑罚程度上介于徒、流之间的一种刑罚手段适用,但在性质上又和流刑相似。罚镇在唐中后期基本上作为减死一等之刑罚适用,成为较效力重的刑罚手段。效力和罚镇在唐代的出现与流行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则和唐代兵员长期不足有关。     

强制执行与抵押权效力冲突之解决

强制执行与抵押权效力的冲突可具体分为两种类型:一为金钱债权强制执行与抵押权效力的冲突,另一为非金钱债权强制执行与抵押权效力的冲突。为解决二者的冲突,司法实务中应明确具体的分配程序;相关的制度,如假处分登记、第三人异议之诉,也应被立法所采纳。     

论数据保护法的域外效力

受信息技术挑战、多元价值冲突与国内外规则互动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域外效力成为中国数据保护立法必须认真对待的法律问题。当前国际社会主要通过立法路径与司法路径扩张国内规则的适用范围，其中，司法路径一定程度填补了传统数据立法在域外效力问题上的缺失，但具有一定局限。当本国数据保护政策具有明显扩张需求时，立法有必要对域外效力问题作出直接宣示。直观来看，数据立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一国主权的自主选择，如果做全面考量，域外效力的确定仍然需要经过国际法层面的审视。考虑到数据保护政策与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需要，中国应在立法中确立域外效力条款，以设立机构标准和效果原则为基础对外适用数据保护规则。在实施阶段，应强化法院在适用域外效力规则中的作用，支持法院综合个案事实对中国数据保护立法的效力范围进行解释，从而与立法、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

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仍然处于十分严峻的态势。究其原因,既有刑事立法本身的欠缺,也有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要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发态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刑事立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增设资格刑,优化食品安全犯罪的没收财产刑,增设持有型犯罪;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刑罚打击力度,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论刑法理念之更新--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我国正处在人权观念不断进步的时代,这既是一个刑法规则膨胀(严密法网)的时代,又最有可能是一个社会和谐不断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刑法理念应当适时更新。具体为:刑法应以实施宪政为价值取向;以坚持相对罪行法定为原则;以保障人权、保护社会而给予必要之惩罚为必要;提倡刑法谦抑,体现人文关怀。     

刑事管辖权含义辨析

刑事管辖权应当再划分出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是与刑事立法管辖权相同的概念,属于刑事管辖权的下位概念。目前我国论著中使用的刑事管辖权,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立法管辖权(即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管辖权是国际刑事立法规定的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它是国内刑法确立对国际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依据。     

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之倡导——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的必要性

罗克辛教授将刑事政策置入刑法体系内,解决了刑法体系与刑法教义学、社会发展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这对我国构建刑法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将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罪责中融入刑事政策,形成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能解决个案正义与刑法体系稳定性的冲突,兼顾刑法体系逻辑性与刑事政策价值性双重优点,防止刑法体系僵硬化之危险,发挥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灵活性之优势。     

党纪入刑的制度逻辑及其法教义学展开——以《关于办理贪贿刑事案件解释》相关条款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将“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处分”作为“其他较重情节”并给予刑法评价。党纪处分首次被赋予刑法意义,这不仅源于当下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客观需要,更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伦理和刑法责任主义的理论考量。以《解释》相关条款为例,对“党纪入刑”条款适用要以刑法教义学为基本方法,厘清“曾”“党纪”“事实同一性”和“贪贿数额”在具体刑法适用中的含义,运用体系性刑法解释方法,实现刑法人权保护和犯罪惩治的价值衡平。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论国际刑法实践中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关系密切,在国际刑法实践的推动下,国际人道法不断发展,主要表现为: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力度得以增强,其立足点由国家转向了个人,国际人道法不断朝着人本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人道法中的习惯法和强行法规则得以确认。但同时国际人道法也呈现了不成体系的发展趋势。     

刑法规范与人之常情——从《安提戈涅》看刑法的悲剧美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揭示出:刑法规范一旦与人之常情冲突并"绝对"执行,将导致更多的惩罚并遭到百姓的反对,不仅给当事人和其他人带来不幸、痛苦,还会给国家造成灾难。因而这部悲剧亦可解读为刑法的悲剧。安提戈涅以常情对刑法的反抗行动具有正当性,她的死亡悲剧乃刑法之悲剧。刑法悲剧的审美意蕴在于,它闪烁着人性的永恒光辉,展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矛盾,解说了"什么是刑法"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用良心联结刑法与常情,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