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6年我国精准扶贫研究趋势分析——基于知识图谱视角

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自2013年实施精准靶向式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收录的2013—2016年间中国扶贫领域的论文从发文时间、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相关的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近年来精准扶贫的研究热点、变化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2013—2016年扶贫文献呈现增长态势;扶贫领域的主要热点关键词为“精准扶贫”“扶贫工作”“扶贫开发”以及“产业扶贫”等;精准扶贫研究重心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从精准扶贫初期的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向如何将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如何检验精准扶贫的成效、如何让脱贫后的农民自我“造血”、如何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推进。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精准扶贫及其法治化路径探讨

精准扶贫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是我党对以往扶贫工作的一种总结和提升。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开展精准扶贫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有重要意义。由于诸多原因,当前的精准扶贫工 作中还存在着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扶贫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腐败等问题。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 用,加强精准扶贫的立法,推动贫困判定标准的科学化、法治化,强化扶贫腐败治理的法治化,为精准扶贫提供法治保障。     

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及对扶贫实践的启示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自2013年以来,我国掀起了精准扶贫的热潮。正确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要克服将"精准"错误理解为"绝对""片面""个别""单一"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指令,避免认识的几大误区。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重要批示及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性和局部性、个体性和国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客观性和能动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等辩证统一的关系视角,全面、深刻地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经过分析,可对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内涵的概括。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和指导,包括精准扶贫对象的认定,方法的实施,效果的评估三个方面。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基层治理视域下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存在着强关联性。从基层治理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必须对目前农村面临的现状,如城乡差距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经济的生产合作问题,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将扶贫的政府资源配置下移到乡镇一级,扶贫工作的主体责任及其一线指挥机构设于乡镇,借助强镇扩权以推进城镇建设,是精准扶贫实践中改进基层治理机制,发挥基层政权组织主体功能的有效突破口。贫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应以组织生产和组织脱贫为重要职责,以扶持农村产业发展为工作重心,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就业岗位。同时,应根据地方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实践需要,设计和构建更为专业的扶贫机制,这些都是"县—乡—村"基层治理场域中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策略和必要路径。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习近平精准扶贫基本方略阐析

习近平十分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来抓。2013年他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科学的精准扶贫方略。他阐述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提出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指明了精准扶贫的关键和根本途径。习近平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是指导我国扶贫攻坚的强大指针。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思考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政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生活在祖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十分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完善我国现有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模式论析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模式是开发式扶贫。本文阐述了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内涵及其运行方式，着重分析了开发式扶贫模式在运作主体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和在具体运行的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在坚持政府主导开发式扶贫前提下，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贫困群众在开发式扶贫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具体运行方式等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苏北地区农村贫困新特征与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自2008年以来,江苏省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工程,到2013年在全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大大缓解,但相对贫困现象却日益突出;针对苏北地区贫困的新特点,江苏省的扶贫开发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多维化,开发式与救助式扶贫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理论意义——基于习近平关于扶贫重要论述的研究

在解决贫困这一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千年难题过程中,精准扶贫方法论体系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从社会制度条件和推进实施层面给出了极具时代性的拓新。从习近平关于扶贫的科学论述入手,基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战略的价值取向,理顺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及内涵阐释。明晰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不仅帮助我国建立了科学的贫困治理与促进发展的理论逻辑和运作模式,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而且还突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扶贫的制度优势,拓展了摆脱贫困的方法论要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